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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与人们预料的当然非常不同，一直到7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交通和流动性的水平才再次达到1913年的水平。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会推翻国际经济行为的“法律”，现在它们可能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影响力确实是全球性的，但其在不同地方的形式一直很丰富，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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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模式对别的地方的人而言并没有显著的吸引力，美国模式是否能取得胜利也是很难确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完全不同。超过1/5的美国人是穷人，而这个数字在西欧大陆则大约在8%左右徘徊。美国新生儿第一年的死亡率比法国或德国高60%。美国的贫富差距远比欧洲大陆任何地方的都大（现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比20年前也要高）；但是，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支持重大的财富再分配，而英国中有63%的人表示赞成，在欧洲大陆这个数字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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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建立之前，大多数欧洲就业者就有了强制医疗保险（德国的就业者自1883年就有）。所有西欧人现在视由各类保障、保险、赡养组成的福利体系为理所当然，人们一直在通过选票阻止政府减少或取消这些福利。社会和职业的不安全感对美国人来说很熟悉，而这对欧盟内任何国家而言在政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欧洲人针对自由放任式的全球化最后一股大潮做出的反应（约瑟夫·奈和其他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福利资本主义”便是欧洲为不让历史重演所做的保险措施。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哪怕只是出于审慎，除美国外的西方世界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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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怎么去看那种认为欧洲人会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没有多少选择的观点呢？很多人都在说美国的经济模式的胜出不可避免，而笨拙、效率低下、僵化的欧洲模式则将被取代。然而，尽管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据称受其过去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包袱拖累，而其实它们去年每小时的工作效率比美国还要高，爱尔兰、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紧跟其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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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1998年间欧洲平均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高于美国。美国在生产总量上高于欧洲。这是因为美国的劳动者更多，国家从他们的工资里拿得少（相应地提供的服务也少）；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分别比德国人长28%，比法国人长43%；另外他们假期更短或根本没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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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或其他地方如果采用美国的经济模式，它们看起来是否会更像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讨论意义。现代的美国经济在别处不可复制。美国需要依赖外国人的地方并非只有“反恐战争”这一件事。过去10年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是由每天12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实现的，只有这样的现金流入才能填补美国目前达450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这些庞大的外来投资推动了股票价格上涨，压低了通胀和利率水平，并且保证了国内消费能力保持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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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亚洲或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的逆差达到类似美国的水平，那么它们早就要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配了。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地位，可以过度依赖外国投资者，这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元便是世界储备货币。海外信心的丧失最终将迫使美国十分痛苦地面对现实，而在此之前美国经济还能以目前的方式运行多长时间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说法也很受争议，即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是由外国现金流带来的，而非新的高科技行业。［17］可以明确的是，虽然美国模式的诱惑力很大，它又的确是独特的，无法为别国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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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但没能扩大它的吸引力，反而让其他国家对美国模式的热情降低。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欧洲各国减少了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公有制成分，但各国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未随之减少（英国除外，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后来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民众的反对下改弦更张，重新恢复以前的政策）。由于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非常不同的社会，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因而也非常不同，他们所重视的国际进程和结果也存在着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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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国内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当代美国领导人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有限的政府干预下让公民自治，他们的观点很典型。他们对国际事务也持类似看法，在他们看来，世界由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挑战或威胁组成，美国会根据这些挑战或威胁对美国的影响而调整应对策略。由于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几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它的关切，但是美国遇到任何问题的本能反应是去独自处理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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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对问题可能得到解决这点有了新的信心，问题一得到解决，美国便可以撤出。美国强调“退出策略”，强调美国在世界之中，但又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它会随意从乱局中全身而退，从现代美国人的国内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东西。美国人觉得退到自己的“封闭社区”最舒服，在这一点上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如此，“9·11”事件发生之后更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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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欧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却无法选择退出，他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法律制度和机构环环相扣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规范并监管他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欧洲今天面对的诸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这些问题还跨越国境，比如犯罪、移民、难民、环境危害、机构整合等问题。各国政府习惯于协同工作或者通过多边机构展开工作。国家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因为有公共部门的存在，个人不需要主动去解决问题；与之类似，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也受这种合作的习惯影响。在这些方面，欧洲的“全球化”更成功，而美国则是远远地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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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再加上美国制定的众多外交政策只考虑本国利益，而且它的这种褊狭不会很快改变，所以我很难认同约瑟夫·奈对美国“软实力”的未来所做出的乐观结论。美国的总统们会为了迎合国内选民而不顾其他国家的意见，这样的时候美国的的确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夸张的言论和单边主义的姿态在国内很受欢迎，甚至可以吓倒外敌（虽然这点似乎并不那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这种言论和姿态的确吓到了也疏远了许多友好国家以及海外崇拜美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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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在海外仍然受到尊重乃至尊崇，可是这不是因为全球化；应该说：虽然有全球化，仍然有人尊重乃至尊崇美国。美国成为典范的原因不是它有MTV（全球最大音乐电视网）和麦当劳，也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或世通公司的伯尼·埃伯斯（Bernie Ebbers）；人们甚至也不是那么崇拜美国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及其无可比拟的财富。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实际上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观念、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神话之上，那就是：美国确实象征着一个更好的世界，对于任何想追求这样的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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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世界的忽视和冷漠会让这样的神话失去光彩，“许多重要国家将转而反对美国，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这样的全球价值”［18］。这才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而布什政府甚至尚未明白这一点。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战后北大西洋国家因利益和相互间的友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前从来没有过，它极其宝贵，如果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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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因为它的战争能力无人能敌，而是因为它能够信任其他国家的善意。这便是为什么美国此前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所造成的伤害会那么巨大。美国的这种举动表明它不相信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受到公平对待。但是，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缺乏信任，那么将来它们也会不信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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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巴尔干南部小国马其顿处在内战边缘：悲观失望并处于弱势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正酝酿一场叛乱来反对斯拉夫这个多数民族，顽固守旧的马其顿共产党政府希望发动残酷和血腥的“治安行动”。经过重重困难，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调解人与马其顿政府达成了一项很脆弱的协议：叛乱分子先解除武装，之后国会将通过法律保护阿尔巴尼亚公民并给予他们选举权。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所有人都屏息以待——如果马其顿爆发内战，那么南巴尔干地区可能会爆发冲突，希腊、土耳其和北约将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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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内战并没有爆发，马其顿政府遵守了该协议，而且这项协议至今依然有效。在最紧急的时刻，我问了一个阿尔巴尼亚朋友是什么原因让明显对此协定不满的马其顿政府没有撕毁协定并做出最糟的事情来。“因为科林·鲍威尔的传真机。”他回答说。美国国务卿的道德权威发挥了作用（仅仅只是道德权威，美国无意向马其顿派遣士兵）；由于美国关心马其顿，鲍威尔才给局势施加了压力，美国的关心便足以化解一个重大的地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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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美国能够继续关心这些遥远的、鲜为人知的国家，它们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就会继续重视美国，美国善意的力量也将会继续起作用。但是，如果美国对它们不再关心，它对这些国家也就不再重要。如果美国政府对别的国家不再信任，那么它也会失去这些国家的信任。传真机的声音将不再响起，我们也会变得更孤独、更脆弱；美国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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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为约瑟夫·奈《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一书撰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2002年8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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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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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国际体系的解体。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精神内核是北大西洋联盟：它不只是1949年签订的防御条约，它还包括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及其周边的一系列协议，之后这些协议又进入联合国及其机构；它包括《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所催生的机构；包括有关难民、人权、种族灭绝、军备控制、战争罪等问题的一系列公约。这种跨国合作和参与所形成的网络环环相扣，它带来的诸多益处远远超出赢得“冷战”胜利的目标。在这个世界新秩序的背后是30多年灾难性的战争、经济萧条、国内暴政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记忆，建立这个新秩序的人们都很清楚这一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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