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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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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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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国际体系的解体。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精神内核是北大西洋联盟：它不只是1949年签订的防御条约，它还包括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及其周边的一系列协议，之后这些协议又进入联合国及其机构；它包括《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所催生的机构；包括有关难民、人权、种族灭绝、军备控制、战争罪等问题的一系列公约。这种跨国合作和参与所形成的网络环环相扣，它带来的诸多益处远远超出赢得“冷战”胜利的目标。在这个世界新秩序的背后是30多年灾难性的战争、经济萧条、国内暴政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记忆，建立这个新秩序的人们都很清楚这一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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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战后的秩序并未因此而变得不必要，恰恰相反，它的存在依旧重要。在冷战之后的世界里，西欧和北美这些幸运的地方有很好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地区力陈自己的经验很重要：它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市场和民主，也因为各国真诚参与各种机构并在一个密切协调的国际社会开展行动可以带来各种益处。这样的国际社会必须保留惩罚敌人的手段和意志，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以及中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所发生的事情就很好地说明了此点，虽然时间晚了一些。这些事件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证实，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在美国巨大的努力下形成的，而只有美国拥有保卫这个世界的资源和决心，对于那些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灭亡的人来说，美国将会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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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领导人现在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与其国际社会中最亲密的盟友的联系被切断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美国即将出兵伊拉克，可是甚至连许多美国公民都看不清出兵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所能明白的是，这场反恐战争已经变成了对一个阿拉伯国家暴君的讨伐，而这样的一种转变很没有说服力。美国政府忙着做一些大动作以建立中东的新秩序，与此同时，它却将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发生的真正的中东危机交给了沙龙来处理。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其他地方的战争之后，美国将需要欧洲主要盟国的帮助和配合（更不用说还需要它们的资金）；而且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打击本·拉登或其他任何人的胜利也不会持续。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的领导人现在肯定不会积极地破坏西方国家的联盟，然而他们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他们的书《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The War over Iraq: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里对美国领导人怎样积极破坏西方国家的联盟有很好的描写，我将在下面讨论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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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这件事上也不是无辜的。几十年来，美国的核武器给欧洲提供的保护让欧洲在军事上出现前所未有的萎缩。法德同盟的统治地位迟早会激起欧洲小国的强烈反对。欧盟无力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建起一支可以将共识贯彻下去的武装力量了，美国政府因此在对国际危机进行定义及解决危机上获得了独占权。如果美国目前的领导人选择行使这种权力，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几年前，美国还对欧洲没有很好地组织防御以及在防御上没有投入足够资金感到失望，而如今美国鹰派却对此很满意。欧洲人不同意我们？那又怎么样？我们不需要他们，他们本来也做不了什么。他们在布鲁塞尔、巴黎或者柏林感到委屈、怨恨？那他们只能怪自己。不要忘记波斯尼亚曾经发生的事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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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感到愤懑、沮丧的却是布什政府：事实表明，至少法国人确实可以做出不少事情来。法国人在北约联合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在联合国联合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可以阻挠、制止、推迟美国的计划，让美国人难堪，最主要是激怒美国人。如今，就在伊拉克战争即将开始之时，美国正因自己这两年中对国际舆论的轻蔑不屑付出代价。美国对自己盟友的不团结感到愤怒，尤其是法国的“大不敬”（lèse-majesté）更是让美国领导层把这种愤怒情绪公开表达了出来，用布什总统的话就是：“要么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你们与恐怖分子为伍。”这种表达方式之前是没有过的。更糟的是，这导致了美国媒体的“反欧情绪”突然发作，许多人对欧洲进行冷嘲热讽，一些政客和评论家们很无耻地在背后推波助澜。这种行为非常无耻，因为这些政客和评论家对真实的情况是有比较好的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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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在公开讨论有关欧洲的问题时，有这样两个神话占据了讨论的中心。第一个神话是有关“老”、“新”欧洲的概念，这是一个挺可笑的概念，如果不考虑它所造成的损害的话。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月份提出这个概念后，美国国防部对此欣然接受，许多人表示支持，其背后不无恶意。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热情地表示认同拉姆斯菲尔德的这个概念，她在文中写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这些国家共同签署了一封支持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都“经历了自由化和私有化”，它们的经济更接近美国模式。未来可以代表“欧洲”发言的是这些国家，而非法国和德国的“老欧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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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已经走上了“经济自由化”，这在意大利人听来会很新鲜，但姑且不去谈它。那种认为可以将所谓“亲美”的欧洲国家与所谓“反美”的欧洲国家轻易地区分出来的假设才是更大的错误。由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有国家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世界则会面临更大危险”这个问题上，属于所谓“老欧洲”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倾向于同意（英国人也同意）；而“新欧洲”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对此则并不是太担心。在同样的调查中，在对于“与美国发生分歧是因为（我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反美国主义的一个关键指标）的回答上，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按照其所属国籍的比率分别是：法国33%，德国37% ，英国41%，意大利44%，捷克62%（这个比率几乎和印尼人一样高，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印尼人有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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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每日镜报》是一份面向大众市场的小报，一直以来它都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但1月6日那天它却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来嘲讽布莱尔的立场，它对布莱尔喊话：你是否注意到，布什是为了石油才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半的英国选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与萨达姆开战。捷克只有13%的人赞同美国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也是13%。传统上亲美的波兰的热情更低：只有4%的波兰人支持单边主义的战争。在西班牙，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María Aznar）的人民党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阿斯纳尔对战争的支持，他在加泰罗尼亚的盟友与其在西班牙的反对党一齐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单边主义的无端攻击”；即使通过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大多数西班牙人表示仍然会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另外，“新欧洲”西班牙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的支持率远远低于“老欧洲”的德国或法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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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要依靠它的“新欧洲”盟国的话，那么它最好降低预期。在拉姆斯菲尔德先生赞扬的几个亲美国家里（在公开信上签字的国家），丹麦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意大利为1.5%，西班牙只有1.4%，不到“老欧洲”法国的一半。对于处境艰难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来说，他和面露笑容的乔治·布什合影的理由有很多，可其中之一便是希望确保意大利能够继续得到美国保护，这样意大利就可以不用自己在国防上花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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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确喜欢美国，如果它们有能力的话也愿意为美国效劳。另外美国也一直可以胁迫一个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弱势国家支持自己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999年美国发动对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一个中欧外长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加入北约可不是为了打仗。”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69%的波兰人（和63%的意大利人）反对为增强欧洲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地位增加防御开支。如果《纽约时报》说的没有错，乔治·布什现在将波兰、英国和意大利视为他在欧洲的主要盟国，那么，除英国外，美国获得不了太多实际的支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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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关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德国表现出的“安抚”萨达姆的意愿让美国评论员很生气，施罗德缺乏好战的热情以及他对美国的“忘恩负义”也让他们很愤怒，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同意君特·格拉斯的观点：“从美国总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威胁。”今天的德国不同以往。它的确有一个独特的和平主义者文化（与某些国家很不一样，比如和法国相比）。许多德国人的感觉是，如果要打仗，那我们不能参加。德国的这种转变是老一代欧洲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当美国的发言人对此表示沮丧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他们要德国做的是什么（虽然现在萨达姆时不时被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将德国与古巴和利比亚一道称为“孤岛国家”），他们的要求可能太过分了。可是我们真的应该这么快就要求德国对军事重新产生热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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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神话在美国广为传播，它比第一个神话更为有害。它声称欧洲充斥着反犹太主义，欧洲过去反犹的幽灵再次复活；另外它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上的偏见（欧洲的原罪）重新回来了，才会有那么多欧洲国家批评以色列，同情阿拉伯世界，甚至支持伊拉克。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2002年春天发生的一连串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攻击事件，另外据一些广为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反犹偏见在整个欧洲大陆“回归”。美国在对这些数据评论时又强调了欧洲媒体从中东发回的报道中的“反以色列”立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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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事实出发。在向世界宣传欧洲反犹主义的形象上面，美国反诽谤联盟（ADL）比其他组织都要努力；根据它的记录，2002年4月在法国发生了22起反犹太人事件，在比利时发生了7起；2002年全年在法国共发生了45起此类事件，其中包括在马赛发生的在犹太人的店铺画反犹题材的涂鸦，以及在巴黎、里昂等地发生的向犹太教堂扔燃烧瓶。但是，光在1999年美国大学校园里，ADL就报道过60起反犹事件。无论是涂鸦还是暴力袭击或者其他形式，反犹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确实一直在抬头，但在美国也是如此。2000一年中，ADL在美国记录了1606起反犹事件，而1986年只有900起。即使在法国、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反犹主义攻击事件没有被充分报道，也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在欧洲比在美国更普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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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的态度如何呢？欧盟“欧洲晴雨表”、法国著名民调公司索福瑞（SOFRES）和ADL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人们对温和的反犹言语容忍度比以前高；另外，人们依旧倾向于相信一些长期以来的有关犹太人的成见：例如，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样的民意调查证实，全欧洲的年轻人对偏见的容忍度比他们的父母低。在法国青年群体中尤其如此，反犹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下降，现在可以忽略不计。2002年1月受访的法国青年人大多数认为，“我们应该多讲大屠杀，而非更少”；其中9/10的人认为对犹太教堂的袭击是“可耻的”。这些数字大致与美国类似的调查结果相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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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的犹太人近期所遭到大多数袭击的制造者是年轻的阿拉伯人或其他穆斯林，各地的评论员也证实了此点。［10］他们袭击这些欧洲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对以色列政府心怀仇恨，于是欧洲的犹太人很自然地成了代以色列政府受罚的对象。传统的欧洲反犹主义有各种构陷、阴谋论，如《锡安长老议定书》以及所谓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阴谋网络，甚至“血祭诽谤”[1]，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报刊和电视用这些构陷和阴谋论来反对犹太人，这在整个阿拉伯年轻侨民群体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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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断言这一切“证实一种反犹主义的新形式已经在欧洲形成，反以色列情绪助长了这种新反犹主义，它对犹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提出质疑”。这是无稽之谈。在巴黎如加尔热莱戈内塞等郊区生活的阿拉伯失业青年群体肯定把法国犹太人看成以色列的代表，但他们并不担心法国犹太人在对法国的热爱上有问题。在ADL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犹太人忠诚的诱导性问题：“你相信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而非（你的国家）吗？”给出肯定回答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所以是美国人更倾向于假设犹太人首先会忠于以色列，而非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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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和多数美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但是，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的欧洲，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最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是丹麦，同时，按照ADL自己制定的反犹标准，丹麦也是最不反犹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荷兰，而且荷兰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仍在增加，然而荷兰人的反犹情绪在欧洲最低，有近一半的荷兰人担心反犹主义可能会重新兴起。另外，在欧洲自称“左派”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也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而“右派”则同时表现出反阿拉伯人以及反犹太人的偏见（然而他们常常是亲以色列的）。事实上，这些“左”、“右”的标签也只有在这些公共生活的领域中（以及其他少数领域）还有实际影响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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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一些最老也最为知名的反犹人士却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勒庞在2002年4月接受以色列日报《国土报》采访时表示他“理解”阿里埃勒·沙龙的政策（“反恐战争是残酷的”），他认为沙龙的做法跟40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为反恐做出的事情可以相提并论，且二者都是正当的。［12］美国人与欧洲人在巴以问题认知上的差距是现在双方取得互相理解的最大障碍。72%的欧洲人赞成巴勒斯坦建国，而只有40%的美国人对此表示同意。各国民众根据自己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进行打分（1到100），美国人给的分值是55，而欧洲人的平均分值只有38，所谓“新欧洲”国家的人给的分值都比较低；英国人和法国人给的分值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另外，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冷淡的是波兰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请注意这一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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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这两个“欧洲神话”和一个更古老的偏见搅在了一起，这个偏见便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强烈怀疑；现在这个偏见还有了新的变化，让人有不祥之感。美国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拖延对法国恶言恶语，大加讨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戴高乐1966年脱离北约统一指挥，美国以及法国的其他盟友都大为光火，也公开表达了不满。但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政界人物、报纸编辑或电视评论员不会说法国“出卖”了美国，或者说戴高乐是一个“懦夫”，法国人对美国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不感恩，应当惩罚他们。尽管戴高乐有缺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依然都很尊敬他，而戴高乐也回敬了他们的好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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