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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ICC）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就能够很好地说明美国需要为自己的固执付出怎样的代价。布什政府对该法庭表示反对，声称在国外服役的美国人将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而被起诉。因此，在6月下旬，美国赶在法院就职之前（2002年7月1日是法院就职日）做出以下威胁：如果不能保证在国际刑事法院辖区的美国公民的豁免权，它将撤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对将来所有此类行动行使否决权。在美国的压力下，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没有同意其要求，美国对此或许感到一点点惊讶，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美国同意做出一个顾全颜面的妥协：对尚未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国家，其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在一年内享有不被起诉的权利，该豁免权于每年7月1日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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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做法非常不得体。目前参与联合国海外维和行动的美国人只有700人（海外维和行动总人数为45000人），另外国际刑事法院在规约中加入了相关条款，这些条款几乎已经让参与联合国行动的人员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权利，增加这些条款很显然是为安抚美国政府。今年6月美国最初的立场显然是希望破坏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蔑视又厌恶。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令自己尤其尴尬，因为一方面这其实是对它自己坚持要在国际范围内追捕并起诉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的嘲讽，另外它也为那些真正有理由害怕这个新法庭的国家和政客提供了掩护。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盟友针对这个问题都投票反对美国，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埃及倒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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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些目标是许多人都追求的，只要美国不反对，这些目标就可以得到实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美国国会不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前者是因为美国国防部希望保留征募少量年龄在17岁的新兵的权力，后者是因为反堕胎游说团体的存在。此类政策就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种族隔离政策，它们败坏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名声。无论怎么去定义美国的利益，这些政策都必然会对追求这些利益造成障碍。美国哪怕能够做出认真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样子来，其影响力也能得到极大提升——对欧洲知识分子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反美国主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美国对他人的意见和需要冷漠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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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别人要你想要的东西与引诱他们要你所拥有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美国的许多评论家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十分狭隘地假设这个世界存在两类国家：一类国家想要美国已得到的东西，另一类因为美国拥有这些东西而憎恨美国。约瑟夫·奈谨慎地避免这种唯我论。但即便是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意见基本一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要弥合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的裂痕只需美国在发挥其外交影响力时能够更微妙，对他人的感受能更敏感。我对此则不那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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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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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大西洋两边之间的差距是“冷战”后进行重组的副产品。北约的目标现在变得不清楚，没有了苏联的威胁，在关于欧洲是否以及如何集体组织防御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意见存在分歧。欧盟现在可以自由地东扩，可目前其内部一直在就如何东扩以及东扩之后对其治理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辩论。成员国中的三个“大国”（德、法、英）担心欧盟中的20多个小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后者则紧张地坚持自己在联盟内的平等地位。欧洲对外界的关注并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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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出于对欧元的考虑严格限制成员国的开支，战后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给国家养老基金带来很大压力；另外极右翼势力的反移民叫嚣很有煽动性。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欧洲各国之前一直依赖美国核武器的保护，欧洲人不愿将公共资源用于军事开支，而且他们基本上不能充分理解“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要知道英国和西班牙国内的恐怖主义已经行凶作恶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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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虽然今天的欧洲人感觉自己“欧洲人”的身份比以前更强烈，但欧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不论它经济上的影响力如何。［13］这样的“欧洲”并不能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乃至欧盟中最大的成员国在孤立的情况下也无法做到。即使欧洲各国意见统一的时候——他们对布什失败的中东政策均感到焦虑且沮丧，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也无法站到一起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欧洲人批评美国总是喜欢撤退，一旦解决了敌人之后便撤回美国，这个批评没有错。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Chris Patten）在布什有关“邪恶轴心”的讲话之后指出“真正的朋友不是阿谀奉承的人”，美国需要它的朋友。［14］但实际上欧盟也提不出其他策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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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并不限于有关防御问题上的争吵。“冷战”以及北大西洋联盟将美国和欧洲这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之间各种深层差别遮蔽了半个世纪。欧洲国家在防御上“投入不足”不只是因为它们得到了美国军事上的保证，得以进入“永久和平”，［15］也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它们选择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价格高昂也很受欢迎的公众服务上。其结果是，较之50年前，实际上欧洲和美国在许多关键方面都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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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察与所谓“全球化”“美国化”的说法相差甚远（提出“全球化”“美国化”这样说法的人很多，其中有人热情支持，也有人愤怒批评）。然而，一个新的美国世纪的承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确定。首先，我们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经济效率的逻辑必然会扫清一切，这是全球化的预言者的根本信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19世纪的谬误）。但在上一个全球化伟大时代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看经济效率的逻辑似乎真的会扫清一切，当时许多观察家也预言民族国家将衰落下去，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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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与人们预料的当然非常不同，一直到7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交通和流动性的水平才再次达到1913年的水平。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会推翻国际经济行为的“法律”，现在它们可能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影响力确实是全球性的，但其在不同地方的形式一直很丰富，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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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模式对别的地方的人而言并没有显著的吸引力，美国模式是否能取得胜利也是很难确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完全不同。超过1/5的美国人是穷人，而这个数字在西欧大陆则大约在8%左右徘徊。美国新生儿第一年的死亡率比法国或德国高60%。美国的贫富差距远比欧洲大陆任何地方的都大（现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比20年前也要高）；但是，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支持重大的财富再分配，而英国中有63%的人表示赞成，在欧洲大陆这个数字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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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建立之前，大多数欧洲就业者就有了强制医疗保险（德国的就业者自1883年就有）。所有西欧人现在视由各类保障、保险、赡养组成的福利体系为理所当然，人们一直在通过选票阻止政府减少或取消这些福利。社会和职业的不安全感对美国人来说很熟悉，而这对欧盟内任何国家而言在政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欧洲人针对自由放任式的全球化最后一股大潮做出的反应（约瑟夫·奈和其他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福利资本主义”便是欧洲为不让历史重演所做的保险措施。如果没有别的理由，哪怕只是出于审慎，除美国外的西方世界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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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怎么去看那种认为欧洲人会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没有多少选择的观点呢？很多人都在说美国的经济模式的胜出不可避免，而笨拙、效率低下、僵化的欧洲模式则将被取代。然而，尽管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据称受其过去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包袱拖累，而其实它们去年每小时的工作效率比美国还要高，爱尔兰、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紧跟其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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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1998年间欧洲平均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高于美国。美国在生产总量上高于欧洲。这是因为美国的劳动者更多，国家从他们的工资里拿得少（相应地提供的服务也少）；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分别比德国人长28%，比法国人长43%；另外他们假期更短或根本没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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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或其他地方如果采用美国的经济模式，它们看起来是否会更像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讨论意义。现代的美国经济在别处不可复制。美国需要依赖外国人的地方并非只有“反恐战争”这一件事。过去10年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是由每天12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实现的，只有这样的现金流入才能填补美国目前达450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这些庞大的外来投资推动了股票价格上涨，压低了通胀和利率水平，并且保证了国内消费能力保持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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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亚洲或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的逆差达到类似美国的水平，那么它们早就要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配了。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地位，可以过度依赖外国投资者，这是因为自“二战”以来美元便是世界储备货币。海外信心的丧失最终将迫使美国十分痛苦地面对现实，而在此之前美国经济还能以目前的方式运行多长时间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说法也很受争议，即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是由外国现金流带来的，而非新的高科技行业。［17］可以明确的是，虽然美国模式的诱惑力很大，它又的确是独特的，无法为别国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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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但没能扩大它的吸引力，反而让其他国家对美国模式的热情降低。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欧洲各国减少了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公有制成分，但各国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未随之减少（英国除外，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后来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民众的反对下改弦更张，重新恢复以前的政策）。由于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非常不同的社会，他们看世界的方式因而也非常不同，他们所重视的国际进程和结果也存在着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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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国内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当代美国领导人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有限的政府干预下让公民自治，他们的观点很典型。他们对国际事务也持类似看法，在他们看来，世界由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挑战或威胁组成，美国会根据这些挑战或威胁对美国的影响而调整应对策略。由于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几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它的关切，但是美国遇到任何问题的本能反应是去独自处理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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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对问题可能得到解决这点有了新的信心，问题一得到解决，美国便可以撤出。美国强调“退出策略”，强调美国在世界之中，但又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它会随意从乱局中全身而退，从现代美国人的国内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东西。美国人觉得退到自己的“封闭社区”最舒服，在这一点上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如此，“9·11”事件发生之后更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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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欧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却无法选择退出，他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法律制度和机构环环相扣形成的网络，这个网络规范并监管他们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欧洲今天面对的诸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这些问题还跨越国境，比如犯罪、移民、难民、环境危害、机构整合等问题。各国政府习惯于协同工作或者通过多边机构展开工作。国家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因为有公共部门的存在，个人不需要主动去解决问题；与之类似，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也受这种合作的习惯影响。在这些方面，欧洲的“全球化”更成功，而美国则是远远地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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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再加上美国制定的众多外交政策只考虑本国利益，而且它的这种褊狭不会很快改变，所以我很难认同约瑟夫·奈对美国“软实力”的未来所做出的乐观结论。美国的总统们会为了迎合国内选民而不顾其他国家的意见，这样的时候美国的的确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夸张的言论和单边主义的姿态在国内很受欢迎，甚至可以吓倒外敌（虽然这点似乎并不那么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这种言论和姿态的确吓到了也疏远了许多友好国家以及海外崇拜美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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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在海外仍然受到尊重乃至尊崇，可是这不是因为全球化；应该说：虽然有全球化，仍然有人尊重乃至尊崇美国。美国成为典范的原因不是它有MTV（全球最大音乐电视网）和麦当劳，也不是因为安然公司或世通公司的伯尼·埃伯斯（Bernie Ebbers）；人们甚至也不是那么崇拜美国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及其无可比拟的财富。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实际上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观念、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神话之上，那就是：美国确实象征着一个更好的世界，对于任何想追求这样的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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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世界的忽视和冷漠会让这样的神话失去光彩，“许多重要国家将转而反对美国，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这样的全球价值”［18］。这才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而布什政府甚至尚未明白这一点。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战后北大西洋国家因利益和相互间的友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前从来没有过，它极其宝贵，如果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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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因为它的战争能力无人能敌，而是因为它能够信任其他国家的善意。这便是为什么美国此前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所造成的伤害会那么巨大。美国的这种举动表明它不相信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受到公平对待。但是，如果美国对其他国家缺乏信任，那么将来它们也会不信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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