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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和多数美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但是，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的欧洲，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最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是丹麦，同时，按照ADL自己制定的反犹标准，丹麦也是最不反犹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荷兰，而且荷兰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仍在增加，然而荷兰人的反犹情绪在欧洲最低，有近一半的荷兰人担心反犹主义可能会重新兴起。另外，在欧洲自称“左派”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也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而“右派”则同时表现出反阿拉伯人以及反犹太人的偏见（然而他们常常是亲以色列的）。事实上，这些“左”、“右”的标签也只有在这些公共生活的领域中（以及其他少数领域）还有实际影响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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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一些最老也最为知名的反犹人士却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勒庞在2002年4月接受以色列日报《国土报》采访时表示他“理解”阿里埃勒·沙龙的政策（“反恐战争是残酷的”），他认为沙龙的做法跟40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为反恐做出的事情可以相提并论，且二者都是正当的。［12］美国人与欧洲人在巴以问题认知上的差距是现在双方取得互相理解的最大障碍。72%的欧洲人赞成巴勒斯坦建国，而只有40%的美国人对此表示同意。各国民众根据自己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进行打分（1到100），美国人给的分值是55，而欧洲人的平均分值只有38，所谓“新欧洲”国家的人给的分值都比较低；英国人和法国人给的分值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另外，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冷淡的是波兰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请注意这一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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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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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这两个“欧洲神话”和一个更古老的偏见搅在了一起，这个偏见便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强烈怀疑；现在这个偏见还有了新的变化，让人有不祥之感。美国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拖延对法国恶言恶语，大加讨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戴高乐1966年脱离北约统一指挥，美国以及法国的其他盟友都大为光火，也公开表达了不满。但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政界人物、报纸编辑或电视评论员不会说法国“出卖”了美国，或者说戴高乐是一个“懦夫”，法国人对美国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不感恩，应当惩罚他们。尽管戴高乐有缺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依然都很尊敬他，而戴高乐也回敬了他们的好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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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敬的专栏作家们要求把法国从安理会踢出去，因为它妨碍了美国的意愿。他们提醒读者，“二战”时如果只有法国迎击敌人，那么“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讲的语言不是德语就是俄语”。他们的同行则在另外一些更少节制的刊物上写文章称他们“想踢法国的屁股”，因为法国居然把盟军反攻日给忘了。他们问：当“美国孩子”来拯救他们时（先是从希特勒，现在是从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同样卑鄙的暴君”手里拯救他们），法国人在哪里？“他们躲起来了。他们临阵脱逃了。他们在高喊‘懦夫万岁’。”他们是“欧洲懦夫联盟”的一部分。一个新保险杠贴纸这么写道：“先打伊拉克，再收拾法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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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法国的诋毁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它侮辱不到法国人。然而美国国会却公开支持这种诋毁行为，不久前在一次国会的公开场合中，科林·鲍威尔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说了几个嘲弄法国的十分粗俗的笑话。我并不是要为法国政府辩护，法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独裁者交易的历史很悠久，从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到罗伯特·穆加贝，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维希政权将会一直是法国的污点。然而，那些沉浸在沾沾自喜的战争电影（从约翰·韦恩到梅尔·吉布森）的美国专家们动不动就说法国是“投降分子”就有些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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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头到尾参加了整个“一战”，法军阵亡人数是美国在其所有战争中阵亡总人数的3倍。“二战”中，法军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间抵御德军进攻，6周内死12.4万人，伤20万人，这比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伤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与纳粹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在欧洲战场东线，德军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持续了6个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人们组织了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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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被占领，随后这个占领国在美国中部要求美国人迫害少数族裔，美国人会怎么做？幸运的是，我们永远也不用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不要忘记，在1921年5月发生的塔尔萨暴动中至少有350名黑人被白人杀害；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杀害并没有受到外敌强迫（所谓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这样的历史让人无法感到欣慰。另外，美国人不应过于草率地对法国所谓“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下结论［16］，19世纪晚期，法国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通过公开考试招收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犹太学生，其中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丹尼尔·哈勒维（Daniel Halévy）等数十人，而在美国的犹太人则在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中都无法进入常春藤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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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去重申这些东西让我深感痛心。也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今天的美国人对法国和欧洲怀有恶感，美国领导人很无知地嘲笑“老欧洲”，蛊惑人心的专家们鼓励读者把那些在美国生活的忘恩负义的欧洲富人赶出美国。为何要考虑这些事情？它们真的重要吗？毕竟，法国的反美主义也很古老、愚蠢，不过它从来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战略构成严重阻碍。［17］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对这种反美主义的反击呢，尽管这种反应很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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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这么认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以及他们辅佐的总统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世界搭建起了框架，他们知道自己希望实现的是什么，也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然而今天他们的继任者则有非常不同的信念。在他们看来，欧洲人以及让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联盟、同盟只会阻碍美国追求自己的利益，很是让人不快。对于这些出于利益关系结成盟友关系的国家，美国得罪或疏远它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它们本来就是拿来利用然后抛弃的；法国及相关国家为控制美国的行动自由设置了层层障碍，美国被死死套住，如果将其剪除，我们将获利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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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他们合著的篇幅不长的新书《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们二人都是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但是克里斯托尔曾任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的幕僚长，这个头衔让他很是自豪。现在他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分析家，也是《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他是背后的智囊之一。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沃尔福威茨等布什政府的权力精英人士与克里斯托尔的观点相同。克里斯托尔将白宫领导层的偏见和不耐烦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出来，只是语言上稍微克制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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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的表达很直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萨达姆是坏人，应该让他下台，而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任务，未来几年应该会特别多。如果美国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去“保卫美国的安全，促进自由的事业”，那美国就必须摆脱“国际社会”（作者使用这个词时总是加引号）的束缚。人们反正总会因为我们的“傲慢”和权力恨我们，一个更“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也不能安抚他们，那么为什么浪费时间去谈论更克制的外交政策呢？美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理直气壮、理想主义，必须自信，而且必须有充足资金支持。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警察或治安官，它还必须是世界的灯塔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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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对呢？首先，它显示了作者对现实世界惊人的无知，这些所谓“极端现实主义者”经常会这样去设想。在这本书中作者自信地把美国的利益与地球上的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的利益等同了起来，而这注定会引起对立和敌意，而正是这种对立和敌意才导致美国的干涉（只有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欧洲人才会认为美国在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世界其他人的利益时已经不做声响地将这点考虑在内了）。《伊拉克战争》的作者和美国的政治领袖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假设美国可以不听别人的意见去做自己想做的；另外他们还假设，美国这样做其实丝毫不差地符合人们的真正利益和潜在欲望，无论友敌。第一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个说法则显得十分幼稚、狭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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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克里斯托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做法很不正常，它将导致的结果会是适得其反的。老式的孤立主义至少有内在一致性：如果我们不介入世界事务，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真正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也有这样的一致性：我们计划在世界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与世界合作。传统的基辛格式现实政治也表现出类似的一致性：我们有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得到某些东西，其他国家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希望得到某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来做交易吧。但目前美国政府的新“单边行动的国际主义”则试图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做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其他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用去管他们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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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越是追求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越需要得到更多帮助，无论是在维持和平、建设国家上，还是在促进美国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之间的相互配合上。对于这些事情，现在的美国并不是太在行，它在这方面严重依赖各盟国。目前，为了维护美国靠武器取得控制权的地区的安全，仅德国这个所谓“孤岛国家”一国已在阿富汗和巴尔干地区派驻了1万名维和士兵。美国选民对加税的敏感是出了名的，让他们来出钱重建西亚大部分区域并维护该地区域治安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不稳定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克里斯托尔所谈到的“使命”可能会将美国带往这些不稳定地区。那么，谁来埋单呢？是日本、欧盟还是联合国？希望这些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不会细读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尔针对他们所发表的轻蔑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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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谈到以前的失败正中要害。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发生危机时，联合国和西欧一样可耻地犹豫不定。克林顿政府以及之前的老布什政府也在巴尔干和中非爆发人道主义危机时置之不顾。如果现在小布什的美国决定与残酷的暴君和全副武装的变态政客战斗，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可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并不是这样的。此前美国保守派以令人眼花的速度脱离国际社会，谁现在还记得赖斯曾轻蔑地表示“国家重建”这个概念不值得去考虑？为什么美国的朋友应该对美国后来才做出的承诺寄以希望，然后另一方面自己代美国遭受猛烈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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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人不会反对美国对本·拉登的猛烈追捕，对拒绝解除武装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也有合理性……但是目前这些行动却扩展成了一个无确定界限且不受约束的“使命宣言”，美国将置国际异议于不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数量占到全体人类一半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以及其他人则兴高采烈地预期未来国际社会会怎样反对，这听上去太像是在为美国的做法寻找理论依据。另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不真诚也损害了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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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书的索引中，“以色列”这一行的长度最长。“巴勒斯坦”在索引中没有出现，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了一次，它被列为伊拉克支持的恐怖组织。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为强调以色列在他们设想的新中东地区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而做出了巨大努力；另外他们认为，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因此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表示对巴以冲突本身的关心：巴以冲突是一个迅速扩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它也是造成该地区动荡、催生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大西洋两岸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歧和不信任日益严重。他们很明显地忽视了巴以冲突，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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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克里斯托尔和他的政治导师可以解释下面的问题：美国肩负起这个雄心勃勃的新国际使命是为了恢复全球的正常秩序，可是为何它却在以色列问题上沉默了？美国现在再度扮演起“霸主”的角色，可是为何它不能也不愿给以色列这个位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小小附庸国施加任何压力？这很奇怪。看到美国如此表现，没有几个美国小圈子以外的国家会认真对待这个“使命宣言”。为什么美国政府及其护卫应当在意这件事？战后国际体系的建造者会立刻明白这个原因：如果美国不被认真对待，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只是服从却并不相信美国，如果美国收买朋友、威逼盟友，如果美国的动机可疑、标准双重，那么美国的所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对此十分自负地做了一番吹嘘）都将无济于事。美国可以打赢“战斗之母”[2]，可以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美国最终将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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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不要再为了显示自己的“强悍”、为发泄焦虑和不安全感去嘲讽欧洲了。法国总统希拉克近来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绝大多数欧洲人和少数美国人（这些美国人虽在美国是少数派，但总人数并不少）都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见就更不要说了。希拉克表示，如果美国认为他和其他人“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并且视分歧、异议为背叛，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故意的轻率。是我们更需要欧洲人，还是他们更需要我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将在后续文章里讨论此问题。可是如果欧洲人为争夺美国的青睐而相互之间发生争吵，美国会损失惨重；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居然兴高采烈地鼓励欧洲人相互争吵，他们真的应该为此感到羞耻［19］。正如阿斯纳尔、布莱尔以及其他几国领导人在2003年1月30日的那封很有争议的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今天的跨大西洋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这在1947年时如此，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另外这个纽带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保障，对美国人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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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劳伦斯·F.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合著的《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一书撰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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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世纪时，反犹主义者编造了“血祭诽谤”，声称虔诚的犹太教徒绑架和谋杀基督徒的子女，尤其是男童，抽取他们的鲜血，用于烤制逾越节的无酵饼，以及再现耶稣受难等宗教仪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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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斗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这个表达是萨达姆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的演讲中使用的，后来伊拉克用此表达来称呼海湾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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