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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往前又走了一步。他荒谬地夸大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虽然这些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他从安然公司的例子推断出美国所有的经济数据和当年苏联的经济数据一样都不可靠：美国经济中真正危险的状况被隐瞒了。他给出了自己的“文明的冲突”之变体。伊斯兰国家和美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让美国这个“女权主义者”的、以女性为基础的文明与中亚和阿拉伯“武士社会”（warrior societies）男性化的伦理标准形成对峙之势。在这方面，美国将会被孤立，因为欧洲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国一样感觉美国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再一次，这一切都归结到家庭生活，只不过这里陶德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现代特性：“美国女人的地位对男人形成威胁，她们夺走了男人的权力，这让欧洲男子感到不安，正如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拉伯男子让欧洲女性感到不安一样。”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差距开始于卧室之中。一般人没法编造出来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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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陶德而读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便是从疯狂的科学家逃到了自信的贵族身边。何维勒是威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即所谓“不朽者”[2]。他写了许多书（至今已有31本），他在自己的新书《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 Son Fonctionnement, Ses Causes, Ses Inconséquences）中十分明确地提醒读者自己的多产。何维勒的写作风格表明他是一个不熟悉自我怀疑以及不习惯反驳的人。他倾向于笼统的并且没有事实支持的概括——照他的说法，欧洲大部分政治和文化精英“从来不曾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另外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在他的笔下几近漫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有的地方他写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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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维勒很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在法国对美国的批评中，其中多数批评的核心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美国有这种社会灾难，在文化上是侏儒，在政治上很天真，另外美国的经济危机随时会发生，那么为什么要去担忧美国呢？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去怨恨它呢？相反，如果美国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强大和成功，那么它做的事情会不会是正确的呢？法国知识分子声称自己并不反对美国几十年前的反共政策，他们只是反对它现在过激的反共政策。何维勒指责这些知识分子不诚实，他的责难基本上也是对的，因为根据各种文献记录表明，事实并非如那些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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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何维勒是法国人，所以由他来提醒他的同胞们法国也有社会问题就很恰当了：备受称赞的法国教育系统不仅不会同化法国国内文化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它也不支持、培养文化上的差异。法国也有贫民窟，也有暴力和犯罪。勒庞去年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成功，[3]这是法国所有政治阶层在解决移民和种族问题上的失败，他们都要因此而受到指责，并且这种指责不会停止。［11］何维勒对法国文化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取笑了一番（他的取笑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破坏自己的国家级文物上，这些人至少与“野蛮的”美国人一样无所顾忌。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Jack Lang）在他1984年的“法国之外的文化工程”（“Projet Culturel Extérieur de la France”）中如是说：法国在文化上的雄心壮志“大概是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美国为提升自身形象、影响力所做的事怎么也比不了法国这个文化工程。另外，法国报刊和电视那么容易就相信了梅森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并且给了它如此多的曝光，不是说法国的报刊和电视都很有见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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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评还可以继续下去。嘲讽法国人的自命不凡（以及他们对历史故意的抹除）几乎和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很虚伪一样容易。何维勒称，对于欧洲左派来说，现代反全球化活动人士与其反市场言论不啻是“绝妙的惊喜”，欧洲的激进派在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刻陷入了漫无目的的状态，而反全球化无异于天赐的奋斗目标。他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因为何维勒没有找到美国的任何问题，人们会很难相信他对法国所存在问题的敏锐观察。他的整本书就是一曲对美国的赞歌，而且还是一曲目光狭隘的赞歌；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笔下的美国并不存在。反美主义者们让他感到不屑，可何维勒也和他们一样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只属于他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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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维勒笔下的美国，各民族融合得很好，他也没有提到美国有贫民窟。根据他的说法，欧洲人误读和夸大了美国的犯罪统计数据，而在现实中，犯罪在美国并不是问题。美国的医疗保险运行良好：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工作保险，其余人则可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补贴计划的帮助。不管怎么说，美国医疗保险系统的不足之处和法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存在的问题差不多。美国穷人的人均收入与葡萄牙一般民众的收入相当，所以美国的穷人不能被称为穷人（何维勒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活成本指数）。美国没有“贫困阶级”。与此同时，美国比欧洲更早建立社会民主制；另外美国电视与新闻的覆盖面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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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何维勒笔下，美国一直对巴以之间的冲突保持充分的介入，且坚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对待巴以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对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何维勒比一些美国将军担心的程度还要更少些。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何维勒院士与50%的美国选民意见相左，他不认为选举中有什么不正常行为。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反法情绪以及各种无稽之谈，他表示：“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总之，无论法国评论家和其他人怎么说美国，让-弗朗索瓦·何维勒都跟他们意见相左。在讽刺“潘格洛斯主义”[4]这个法国传统偏见上面，伏尔泰做得都没有何维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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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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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什领导的美国，欧洲人在陶德和让-弗朗索瓦·何维勒之间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大西洋两岸今天的差异是真实的。首先，美国是一个轻信和宗教的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欧洲人不再去教堂；而美国人去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的人数几乎没有下降。1998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美国人中，甚至连非基督徒都相信奇迹，这些人占到不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中的66%之多，这其中又有47%的人认可圣母以处子之身受孕；而在全体美国人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6%和83%。大约有45%的美国人相信魔鬼的存在。在《新闻周刊》（Newsweek）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圣经》中的奇迹真的发生了。根据1999年《新闻周刊》的调查，40%的美国人（71%的福音派新教徒）相信世界将在基督和反基督者之间的大决战中结束。美国总统在白宫组织查经班，在内阁会议开始前祈祷，他的欧洲盟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奇怪且过时的举动，但他这样做正顺应了他的选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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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生活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在大西洋彼岸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仍然担心收入差距过大，他们的机构和政治选择反映了这种情绪。此外，欧洲对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取消公共部门很犹豫，地方上反对“美国模式”，但这更多是出于谨慎而非残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有其道理，对欧洲大多数人来说，不受限制的竞争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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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美国人，欧洲人更希望有一个干预型国家，而且他们愿意为这样一个国家掏钱。即使是在撒切尔之后的英国也是如此，在2002年12月进行的调查中，62%的英国成年人愿意提高税收以换取更好的公共服务。然而愿意做这样选择的美国成年人只有1%不到。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是最高的）19%的成年人声称自己属于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另外还有20%的人认为自己会在有生之年成为最富有的1%的人）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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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在多数美国人看来恰恰是自己最大的优点：道德主义的、过度的宗教热忱，最少公共福利和最大市场自由（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独特组合，再加上一个传教士的外交政策，这样的政策表面上也是为了传播这样一套价值观和做法。这里，全球化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它让世界中较贫穷的国家更清楚地看到在经济竞争中自己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另外在“冷战”这个长久的休眠之后，此前一直以来不做区分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裂痕，全球化提醒了西欧人这样的欧洲与美国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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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这些区别在今后几年里将变得更为重要：由于政策上无法解决的分歧，两边在社会和文化上长期的差异变得更大也更突出。我们已经能从西方世界在伊拉克战争上意见的分裂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在“冷战”刚开始的最初几年里，欧洲的反美示威活动效仿的是苏联资助的“和平运动”，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都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今天，大规模的反战抗议不再是谁操纵的了，而且西欧领导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也与美国不同。美国现在被迫以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去贿赂和威胁其他国家，很尴尬的是它也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由于民主的运作无从预知，在我写作此文时美国甚至在土耳其也没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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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危机暴露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三个弱点。我们一再被提醒联合国是多么脆弱，它看上去如何不足以肩负人们对它赋予的希望。然而，美国最近对联合国的态度（我们想要什么就得给我们什么，否则我们就自己拿）却反而让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联合国可能没有军队，但它在过去的50年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就是一种力量。另外，我们毕竟只有联合国。那些为自己的目的滥用联合国的人也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国际公民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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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危机的第二个受害者一直是欧盟。很明显，欧洲现在面临严重分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给欧洲造成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领导人的无能。但是，危机可能是有益的。英国于1956年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来证明是英国对形势判断失误），美国在战争爆发后曾表示要支持英国，一旦伊拉克战争结束，英国将针对美国的失信发难。等到欧盟制定预算的时候，东欧国家会希望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记性不要太好。土耳其政界人士已经开始质疑土耳其与美国一度神圣的关系。要塑造一个独立于美国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平等的欧洲，希拉克领导的法国目前面对的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欧洲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但华盛顿对欧洲舆论的极度漠视则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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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弱点涉及美国：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弱点与美国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无关，而是说美国正是因为这种军事力量才会有这个弱点。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成功地让美国变成了似乎是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仅仅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之后，美国可能已经输光了世界对它的信心。美国表示西方世界价值观只能由它来代表并且只能由它来捍卫，此举让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开始反省自己与美国的分歧在哪里。美国积极主张其拥有重建穆斯林世界秩序的权利，这也尤其提醒了欧洲人在他们的文化中穆斯林的人数不断增长以及这样的情况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4］简言之，美国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开始对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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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变得比以前更弱了，而不是更强，不仅是法国知识分子会这样认为，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它也更有可能变得好战，但它不会变得不重要。国际政治有时关乎善与恶，但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美国的实力很强大，世界各国需要美国站在它们一边。如果美国时而发动先发制人的单边战争，时而又陷入自恋中，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会倒向哪一边，那么这将是全球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里都会拼命满足美国的愿望，无论各国领导人存在什么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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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温和派”坚持认为，如果对萨达姆的战争可以很快取胜且能做到相对“干净利落”，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可是，我们不能用后来取得的胜利证明一次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而且此次战争已经造成了很多连带伤害。伊拉克战争开了一个先例，即针对假想威胁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曾不谨慎地间或承认，这场战争除了解除伊拉克政府武装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目标；其他国家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同情。无论美国能够多么成功地处理好和平问题，上述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战争创伤。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语］是否失算了，又是否做过头了？对这两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当这场地震消退之后，国际政治的板块将会永远地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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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对菲利普·罗杰的《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萨达尔和梅瑞尔·戴维斯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皮特·斯科文的《美国黑皮书》，马迈尔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埃马纽埃尔·陶德的《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以及让-弗朗索瓦·何维勒的《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3年5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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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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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士的“不朽者”外号来自学术院创始人枢机主教黎塞留所制印章上的名言“献给不朽”（Àl’Immortalit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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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勒庞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投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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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格洛斯主义”，典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老实人》，潘格洛斯是该书中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伏尔泰在书里嘲讽了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义，莱布尼兹认为现有历史是过去与未来最好可能中的最好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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