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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的个人风格可能很与众不同，但他投的票都是他的那些在华盛顿的上司的意思。有一段时间里下面的看法传得很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极端反感其实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意见，赖斯让博尔顿在联合国里做代表是不希望他在华盛顿兴风作浪。但是，即使情况真的如此，那也只能表明美国国务卿和她的同事们对联合国的尊重比之前人们想的还要少。很多人把美国政府对博尔顿的任命看作是故意对联合国表示轻视的行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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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博尔顿并非问题所在，他只是问题的“症状”。他“先发制人、好斗好战”，他称联合国为“模糊地带”，他习惯性地把各种条约叫作“政治义务”而非法律……这些似乎不过只是一个雇来的打手说的一些挑衅的话，但事实上，他的种种行为和言论可以反映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一般都能理解美国只要花些不多的钱，做些不大的妥协便可以从联合国获得非常多的利处，比如政治上的支持、国际社会的默许以及合法身份的掩护。现在我们反对任何一点点让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冷战”时期在联合国把鞋子脱下来猛敲桌子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对联合国的每一个倡议加以限制并且激烈地抵制对其“主权”做任何约束的是苏联政府。现在美国扮演起这个角色来了，从苏联的情况来看，这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的象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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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美国一方面期待联合国可以跟在自己后面收拾局面，并且总能在国际上创造奇迹，另一方面又坚决不让联合国有条件去做事，而且还下决心在每个重要关节破坏它的信誉。这样的美国是联合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联合国现在那些让美国评论家感到痛惜的不足也主要是美国的任性而为造成的。联合国不久以前那些肮脏的丑闻（尤其是“石油换食品”骗局）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所造成的伤害比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公司丑闻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产生非法所得也要更少）；更不要说伴随着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腐败和盗窃（具体金额尚未计算）。至于说到更大的丑闻——联合国处理波斯尼亚灾难表现出来的笨拙，在卢旺达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它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无所作为，几个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沉默（或更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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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联合国注定会重蹈饱受非议的国际联盟的覆辙吗？大概不会。但对于一直不愿接受过去100多年历史教训的美国来说，国际联盟的命运是一个提醒。毕竟，美国在20世纪发展得不错，美国人思维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会假设过去奏效的将来会继续奏效。与美国相反，我们的欧洲盟友（他们在20世纪经历的灾难给他们带来创伤）都倾向于认为对于生存来说，合作才是必要的，而非战斗，他们甚至愿意为此牺牲掉一些形式上的自主权。英国军队在1917的巴雪戴尔战役（Battle of Passchendaele）这一场战斗中的伤亡就超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总和。1940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短短6周的战斗中伤亡的人数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波兰、德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的士兵和平民人数比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中失去的士兵和平民总人数还要多（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总人数分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的10倍以上）。这样不同的经历会让各个国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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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只有美国外交官会说：“现在这个世界很混乱，得有人来把它清理干净。”（赖斯女士语）［17］他们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国际上的共识与此正相反，许多国家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很混乱”（也因为之前有过与那些赋予自己“清理者”责任的国家相处的可怕经验），我们才应该越多地利用保护措施，少用那些试图“清理”世界的新举措，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曾经也是如乔治·凯南、艾奇逊和查尔斯·波伦那一代美国外交精英的观点，比较起今天主宰外交政策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内外的现实以及视角有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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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和他同代人理解的东西在他们的继任者那里无处可寻。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大部分时间里能看到遵守国际法律和公约所带来的好处。那些蔑视或违反规则的国家可能会有短暂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但这些国家会遭受长期的损失：被孤立或成为美国这样尽管其存在无可避免，但是既不被喜欢也不被信任，因而其影响力也只能不断减少——无论是在它们假装忽视的国际机构之内或之外，它们除了用武力来说服批评者以外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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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迷途知返（用科菲·安南在密苏里州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告别演讲中说的话就是：如果美国要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那么它需要认识到，“虽然联合国有许多缺陷，虽然我们可以把许多失败归咎于它，联合国仍然是人类用会议桌代替战场的最好的可以由我们一起去实现的希望”（艾森豪威尔语）。欧洲人在30年里折磨和杀害了几千万欧洲人，在此之后这种认识才在欧洲扎根，而他们若仅仅只是折磨和杀害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的态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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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3000多名死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受到了美国公众的关注，但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伊拉克人则几乎没有人关心。为挽救颜面，美国政府最新的陈词滥调是这样的：正在伊拉克发生的灾难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在这场“反恐战争”中，美国将继续把嫌疑人“提交”到各地的审讯中心并对他们进行折磨（此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完全的批准），我们也不太可能改变自己脑海中对国际法庭的价值或国际法优先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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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似乎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到的惨败都不会改变许多美国人对国际合作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认识。可是另外的事情可能会改变美国人的心思。无论美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无知，也无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多少偏见，美国的公民和政治家都无法避免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共享”21世纪的国际经验。对于这篇文章的很多读者来说，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里，你们将会看到环境灾难更快地在这个世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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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这样的未来负最大责任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安理会成员也并非偶然，它们对集体行动一般都不会很配合；对于接替科菲·安南做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他们没有选某个一直敦促要实施一些会引起麻烦的计划的人，也没有选某个因发言失当而为人所知的人，而是选择了韩国的潘基文，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他在继任之初所发表的声明就不是很让人放心——尤其是在处决萨达姆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他的发言含糊其词。然而，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将要面对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干旱、饥荒、洪水、资源战争、人口流动、经济危机和区域流行病等问题，这些灾害和挑战的规模将是前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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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单个国家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实际权力限制损害的程度或弥补损失。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充其量也就是临时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即将告别布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口号：“与他人一起行动。”但这是完全不够的：仅仅只是自愿者或恭顺者之间的联合会很无力。形势会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知道必须做什么的人的权威，并且接受他们的指导。总之，我们必须“通过”他人展开行动：与他们协作、合作，不去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或政治疆界——反正这些东西将来也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保罗·肯尼迪写道，由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存在，我们已经“确立了当国家解体或崩溃时国际的预警、评估、应对和协调机制。”当不是某几个国家而是整个社会面临崩溃或出现故障时，我们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机制；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甚至连美国人都不能再有“只要在其他地方把问题解决掉便不用在美国本土解决问题”这种让人感到舒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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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面前觉醒的我们运用集体能力来应对危机，这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联合国便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如果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联合国，今天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但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它，往后许多年里，我们可能继承不了联合国创始者们的乐观精神，但只要我们能继承他们的决策就已经很幸运了。好消息是，从长远看，现实的发展将证明联合国的价值，而且它也将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需要等到联合国总部因为纽约市水位的必然上升被迫从曼哈顿东畔搬离的时候（埃里克·肖恩和他的朋友们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坏消息当然是，我们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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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埃里克·肖恩的《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詹姆斯·特劳布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2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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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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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才刚过去没多久，但有关过去的100年里我们的争吵、成就、理想和恐惧的记忆都慢慢变得含混，其中也出现了许多错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我们急忙把20世纪在经济、思想和体制上的包袱尽可能地都抛掉，我们还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1989年之后，我们的信心无限却反思不足，我们将20世纪丢在身后，大胆地向21世纪阔步迈进，我们用一些半真半假的说法为我们服务：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进展以及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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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的想法不仅仅针对那些已经失去作用的“冷战”时代的教条和体制。执拗地坚持不去理解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困境的背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坚持不去仔细听几十年前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去忘记而不是记住历史，拒绝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布现在的都是新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大为惊奇。20世纪90年代我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又再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极为固执地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能教我们。我们很肯定地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无论是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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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并不奇怪。最近的历史是最难认识和了解的。此外，世界自1989年以来的确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总是令那些记得以前事情的人感到不安。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年长的论者对业已消失的“旧制度”下的“甜蜜生活”感到非常惋惜。一个世纪之后，一些有关“一战”前欧洲的回忆录和记述文章经常是在描述一个失落的文明，一个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被毁灭的世界：“曾经的纯真不再。”［1］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法国大革命那代人可能会对大革命前的世界感到惋惜，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它。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人一直对1789年开始的动乱背后的原因及其含义念念不忘。对启蒙运动在政治和哲学上的辩论并没有遭到革命之火的吞噬。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是启蒙运动导致了大革命及其后果，因而启蒙运动也就成了19世纪的政治信条和社会方案公认的源头——启蒙运动的赞扬者和批评者都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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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1918年后大家虽然都认为世界永远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但在19世纪的经验和思想长长的影子下面，人们对于战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各自的构想，争论无处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后继者共产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些构成20世纪世界政治的要素都是19世纪的产物。即使是那些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的认为“大约在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认为欧洲19世纪末的文化剧变彻底改变了思想交流的条件）的人们也依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他们的前一代知识分子进行“论战”。［2］历史在当下久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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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今天的我们没有把20世纪的历史看得很重。当然，我们对历史的纪念无处不在：神社、铭文、各种“遗址”，甚至以历史为主题的公园无不在公开地提醒人们“过往”的存在。但很奇怪的是，我们所选择纪念的20世纪并没有焦点。绝大多数纪念20世纪历史的官方场所，要么是公开地表达“胜利者的怀旧情绪”：赞美著名的人物，庆祝著名的胜利；要么成了选择一些痛苦进行回忆的机会，目前后者越发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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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正逐渐成为一个道德记忆的宫殿，它好像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恐怖事件展馆”，里面贴上了“慕尼黑”或“珍珠港”、“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亚美尼亚”、“波斯尼亚”或“卢旺达”这样的标签；“9·11”事件成为某种多出来的结尾，对于那些忘记20世纪带来的教训或没有学到这些教训的人来说，“9·11”事件是一个血腥的后记。我们用像刻在碑文上的语言把20世纪描述为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有幸从这个时代中走出来了。这种描述本身并没有问题—20世纪在许多方面的确是个可怕的时代，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野蛮的、人类集体遭受苦难的时代。这种描述的问题在于它所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是：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它的含义很清楚，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的错误拖累，去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更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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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活动并没有能提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它只是一个替代品。我们带领孩子们在博物馆和纪念馆游走而不是去教他们历史。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他们通过先人的苦难去看待历史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今，我们对最近的过往的“共同”解释是由许多独立的历史碎片构成，每一个碎片（犹太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亚裔美国人、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同性恋者）都是一段受害者独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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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个个碎片拼接出来的图景不能构成一个能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这种拼接出来的图景让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无论曾经学校教授的国族叙事有什么不足，也无论这种叙事中着重强调的内容有多么强的选择性，它所要传递的信息有多么强的目的性，它至少为一个民族当下的经历提供了过去的参照系统。好几代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历史教学，这种历史教学通过参照过去赋予当下以意义：今天的人名、地名、铭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装入我们记忆里对昨日的叙事中。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过去只有通过人们当下关切的众多事情（经常是极不相同的事情）才能获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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