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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可能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美国很多关于“冷战”及其结果的著述会有其独特之处。在欧洲写到有关苏东剧变的历史时，无论是在铁幕的哪边，人们主要的情绪是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历史终结了。而美国讲述起这段历史通常是用胜利者的口吻，［5］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对于许多美国评论家和决策者来说，20世纪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战争是有作用的。因此，我们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普遍抱有热情（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战争仍然是一个选择——在伊拉克问题上战争是首选。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战争是最后的选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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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历史的无知不仅仅让我们对武装冲突很有热情（令人遗憾），它也造成了我们对敌人的误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应对恐怖主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但我们在开始一场以彻底消灭恐怖分子为目标的百年战争之前先来考虑下下面的事情。恐怖分子不是新近才有的，即使我们排除对总统和君主的暗杀或未遂的暗杀，只把那些为追求政治目标而随机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人称为恐怖分子，这种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也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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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出现过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俄罗斯恐怖分子、印度恐怖分子、阿拉伯恐怖分子、巴斯克恐怖分子、马来恐怖分子、泰米尔恐怖分子以及此外的数十类恐怖分子。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的恐怖分子还有基督教的恐怖分子、犹太教的恐怖分子、穆斯林恐怖分子。南斯拉夫的恐怖分子（“游击队员”）在“二战”中进行各种清算；1948年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多次炸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市场；还有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期间得到美国人资助在伦敦活动的爱尔兰恐怖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得到美国武装的圣战者恐怖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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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日本、英国和法国生活的人（更不要说在其他一些长期为暴力蹂躏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不会注意不到20世纪以及21世纪无所不在的恐怖分子——他们使用枪支、炸弹、化学品在汽车、火车、飞机和其他许多地方进行恐怖活动。最近几年唯一发生变化的事情就是2001年9月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9·11”事件也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只是它的手段是新的，屠杀的人数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在20世纪里，美国对恐怖主义也并非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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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恐怖主义与以往不同，他们称今天的恐怖主义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文化冲突”，在这种恐怖主义中宗教和威权政治混合在一起，为害甚大。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观点？这种对现在的恐怖主义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20世纪历史的误读，其中有三个认知上的混乱。第一个混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各国存在的法西斯主义非常不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穆斯林运动和叛乱（各个运动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的怨恨情绪、要求和策略也非常不一样，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另外，这样的解读的目的是为了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获得的道德信誉嫁接到我们现在这些动机可疑的军事行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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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混乱：一边是少数受宗教信仰驱动的无国籍的恐怖分子，另一边是给世界造成威胁的富裕的现代国家的极权政党，这些极权政党在20世纪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却将二者对等了起来。纳粹主义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苏联则占领了半个欧洲。但是基地组织呢？将它们进行比较是对情报机构的侮辱，对那些曾经与独裁者们战斗的人们的记忆更是一种侮辱。连那些声称现在的恐怖主义与之前的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的人们似乎也并不相信这些“相似之处”真的存在。毕竟，如果本·拉登真的堪比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难道我们对“9·11”事件做出的反应就是入侵巴格达？第三个混乱同时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它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单靠恐怖分子的行动来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而不去管他们（它们）之间的差异巨大甚至有时会相互冲突的目标。这差不多相当于把意大利红色旅（the Italian Red Brigades）、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the German Baader-Meinhof Gang）、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the Provisional IRA）、巴斯克分裂主义运动埃塔组织（the Basque ETA）、瑞士的汝拉分离主义分子（Switzerland’s Jura Separatists）和科西嘉岛的民族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rsica）混为一谈，不顾他们各自之间的差异，给这些为意识形态驱动的枪击膝盖者、投掷炸弹者和政治杀人犯们全都贴上“欧洲极端主义”的标签（也许应该叫“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然后宣布对其发动绝不妥协、无休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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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轻松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是在与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极端分子”打仗，这些人住在遥远的“伊斯兰的土地”上，他们因我们的身份而恨我们，并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将敌人和威胁从背景中抽离出来的做法足见我们已经忘记了20世纪的教训：战争、恐惧和教条能让我们很轻松地丑化他人，否认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不让他们受到我们的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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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们应当怎样去解释我们现在对酷刑的放纵？我们现在对酷刑无疑很放纵。20世纪初，海牙公约制定出了一系列战争法。截至2008年，我们为21世纪“贡献”了关塔那摩监狱。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嫌疑人在这里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其他（秘密）监狱定期受到酷刑。在这方面20世纪有充足的先例，当然，不仅仅是独裁国家会使用酷刑。英国迟至20世纪50年代还在对其东非殖民地的恐怖分子施以酷刑。法国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打了一场“肮脏的战争”，法国人会对抓获到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使用酷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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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雷蒙·阿隆出版了两本强有力的小册子敦促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并承认其独立。他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法国无法取胜。几年后有人问阿隆为什么他在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没有加入其他人一起反对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可我表示反对使用酷刑能实现什么目标？”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赞成使用酷刑的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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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时代变了。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体面的、有思想的人赞成使用酷刑，他们赞成在适当的情况下对那些应当受到酷刑的人使用酷刑。哈佛法学院的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教授写道：“从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来看，使用非致命酷刑（以从囚犯口中获得时效性很强的信息）似乎是我们无法抗拒的选择。”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琼·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承认酷刑仍然是恐怖的，“一般情况下……应当被禁止”。但是，在“我们与没有底线的敌人进行致命和危险的战争的情况下，在审讯犯人中……有些时候可以不必理会这条规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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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得到了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的认同，他在2004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声称，“在这个房间里或在整个美国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会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使用酷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肯定不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2008年2月他对BBC第四电台表示，认为不能使用酷刑的说法是荒谬的。斯卡利亚的原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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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接受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威胁需要多紧迫才可以使用酷刑？疼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剧烈程度？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很简单。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不能走过来，然后自鸣得意地对我们说：“啊，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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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是这句“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才将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区别开来——至少直到最近这句话还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我们为打败了苏联而感到非常自豪。的确如此，但也许我们应该读那些经历苦难的人的回忆录，读读尤金·罗伯（Eugen Loebl）、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乔·兰格（Jo Langer）、莉娜·康斯坦缇（Lena Constante）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回忆录，然后把他们所遭受的有辱人格的虐待和美国现在采用的刑讯手段（得到了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和授权）进行一番比较，二者之间真的有那么不同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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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肯定可以“起作用”。20世纪警察国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在受到极端折磨时什么都会说（有时也会说出真相）。但是，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酷刑之下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供出了信息，法国军队靠着这信息赢得了1957年的阿尔及尔战役。可仅仅过了4年之后，战争就结束了，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恐怖分子”赢了。然而法国身上的污点依旧没有褪去，以法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记忆至今也挥之不去。酷刑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对共和国而言更是如此。阿隆几十年前就说过：“酷刑和谎言会伴随战争而来，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战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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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做出了以下这些诡辩式的区分：法治和“例外”情况，公民（享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和非公民（对这些人做什么都可以），正常人与“恐怖分子”，“我们”和“他们”；这些区分其实并不新鲜，它们在20世纪都出现过。那些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正是因为这些区分的存在才会发生：集中营、驱逐出境、酷刑和谋杀，正是这些罪行我们才会在口中喃喃：“这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认为我们究竟从过去学到了什么？如果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拘留中心并在里面对人施以酷刑，那么我们对记忆和纪念馆自以为正直的崇拜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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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需要回溯20世纪，更仔细地去审视20世纪，而不是逃避。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或者可能是第一次学习）战争是怎样令赢家和输家都变得残忍，又怎样让两者堕落的；我们要学习，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形势会让我们去夸大、丑化敌人来证明战争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这时又会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选举季，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老大哥（或者可能是老大姐），你为避免战争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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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5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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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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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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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比任何其他技术设计或社会制度更能代表现代性。其他运输方式、后世的技术创新或其他产业也为世界带来了变化，然而它们造成或促成的变化之规模都无法与铁路的发明及其被投入使用所造成或促成的变化之规模相提并论。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曾有“我们已经失去了的世界”这一说法，他是在说世事曾经有过完全不同的特性，而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它们是怎样的了。我们可以试着去想想在铁路出现之前的世界里距离的含义是怎样的，在那样的世界里旅行（比如从巴黎到罗马）会受到怎样的限制。距离的含义、旅行所受的限制以及旅行的方式在两千年中都没有很大变化。在铁路出现以前，人们不能运输大量食物、物品，也不能运送太多人，另外速度也无法超过每小时10英里（约16千米），我们可以想一下这对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中的机会带来怎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再去想想，这样的现实会让人们无论在文化、社会还是在政治方面的知识一直局限于一地之中，而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隔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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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尤其要想想，在铁路到来之前，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与后来有怎样的不同。这部分是由于人们的感知受限制的结果。直到1830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陌生的风景、远处的城镇以及外国的土地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或理由去那些地方。铁路出现以前的世界与铁路出现之后的以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迥然不同，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铁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从而改变了人们看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还因为它直接改变了景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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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825年蒸汽机有了车轮，那一年蒸汽机已经问世60多年了，没有煤，蒸汽机也无法工作（煤的开采也需要蒸汽机在矿井中排水）。但赋予工业革命生命并进一步推动它的是铁路：铁路所运输的货物主要也是由铁路消耗掉。此外，工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面对许多技术上的挑战，首先应对并攻克其中大部分挑战的便是铁路公司，这些挑战包括：远距离电报通讯，对水和气的利用，家庭和工业用电，城乡排水，修建大型建筑物，聚集并运送大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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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或者火车运行所需要的铁路代表着人对空间的征服。我们也许可以把水渠和道路看作技术成果，但它们几乎都是一些由人力或技术改造所实现的古老的或天然存在的资源（比如河流、峡谷、道路或者关隘）的延伸。即使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和约翰·劳敦·麦克亚当（John Loudon Mc Adam）所做的不只是在现有的道路上铺砖石[1]，然而铁轨则是改造了自然景观，它穿过山丘，钻到道路和运河下面，翻越山谷、镇子和河口。铁轨可能会铺设在铁梁、木栈桥、砖铺就的桥梁、用石头加固的土方或被压紧的苔藓上面，要运来或者移走这些东西都会让城镇或乡村彻底变样。随着列车变得越来越重，路基对环境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它变得更厚实、更坚固、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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