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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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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他题为“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Democracy，and Everyday Life，2007）一书中用“超级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本书讲述的事情听起来很熟悉，但作者在书里对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做的判断却很肤浅。但是，我之所以关注这本书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作者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中（1993—1997）出任劳工部长。赖克也很强调自己这一经历与本书之间的联系，他称“克林顿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商业的政府之一，我为自己曾是这个政府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这本书的确是一本非常有克林顿风格的书，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那么本书的缺点或许可以预先告诉我们在这个新克林顿政府治理下我们应当期待什么，不应该期待什么。赖克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当今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生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人们为了这样的经济生活正在政治和公民生活上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个重要甚至紧急的主题，尽管他提出的“修复方法”无法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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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的主题如下：在他所称的美国资本主义“不那么‘黄金时代’”的时期（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生活处于较好的稳定与平衡中。少数的巨型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主导着可预测且安全的市场，熟练的技术工人有稳定和相对安全的工作。虽然嘴上说竞争和自由市场，美国经济实际上严重依赖政府提供的保护，从而避免了与外国之间的竞争；另外美国经济还依赖标准化、监管、补贴、价格支持以及政府担保（在这方面可以与西欧经济体相提并论）。当时的经济状况良好，未来的繁荣有保证，另外，当时的人们普遍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国内有“共同利益”存在（无论这种观点有多么虚幻），这些因素都让资本主义的天然不平等得以减轻。“当欧洲人建立企业联盟，并且对民主社会主义大做文章之时，美国则直奔问题的核心：将民主的资本主义变成一种由商业来运行的计划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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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年来更是越发凶猛），“超级资本主义”带来了变化，它将之前的一切毁灭殆尽。“冷战”期间的研究项目所支持的科技或者从中衍生出来的科技（如计算机、光纤、卫星和英特网）让商品和信息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交通联系也变得更为畅通。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制定的监管架构在几年内被取代或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全球市场以及国际资金（这些国际资金追逐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逐渐增强的竞争。工资和价格被压低，利润上升。竞争和创新为一些人带来了机遇，为少数人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它们也摧毁了许多就业机会，导致众多企业破产，让很多地方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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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金融家（赖克用“沃尔玛与华尔街”作为总称）主导了政治，他（它）们为一部分人的利益向政府进行游说，用赖克的话就是：“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它吞没了民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经济体的优先任务是什么。当代美国人作为投资者（首先作为消费者）所获得的益处是他们父母那代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没有人关心更广泛的公众利益。投资价值虽然在飞涨，但是“用于聚合公民价值的制度却日益式微”。罗伯特·赖克指出，在当代美国，“如果你去仔细观察，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变成关于竞争优势的一般事宜了，辩论的目的只是追求企业利润”。“共同利益”的概念已经消失了。美国人失去了对他们的民主制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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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很善于发现具有启发性的例子。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水平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积聚在仅占人口1%的人手中。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和福利加在一起大约是该公司普通工人收入水平的66倍；2005年，沃尔玛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薪酬的900倍。据估计，沃尔玛创始人家族这一年的财富（900亿美元）与处于底层40%的美国人（1.2亿人）的总财富水平相当。如果整体经济增长“旺盛”，但“家庭收入中值（median household income）却在过去的30年中不见增长，那么多财富到哪里去了？基本都集中到了最上层”。赖克列出了一些最新的制度设计，它们在创造财富上十分勇猛：税收减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体系，“超级基金”，近年来政府为储蓄和贷款所提供的救助，对冲基金，银行和其他“风险承担者”；然后赖克冷淡地做出结论称这些制度设计“让私人投资者得到了所有利益，却让公众承担全部风险，这必将激励企业做出大胆的举动以取得重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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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得很好。但应该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赖克显得就不是那么直率了。他所列举的事实看起来都在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这个共和国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已经开始处于瓦解之中。国会起草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法案，有影响力的捐赠者能够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政策，作为个体的公民和选民逐渐被排挤出公共领域。从赖克的许多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价值崩溃的具体体现似乎正是这些现代国际企业、拿着高薪的高管以及“迷恋价值”的股东们。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企业对增长、利润和短期事物狭隘的关注掩盖、代替了更广泛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以前正是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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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完全不是罗伯特·赖克希望我们达到的结论。在他对我们当前困境的解读里，没有人应该受到责怪。“我们作为公民可能会觉得这样一种规模的不平等不可能对民主有利。但超级富豪并没有过错。”“是高管们变得更贪婪了吗？”不是的。“是企业董事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责任感了吗？”也不是。“是投资者变得更温顺了吗？”“没有证据能够支持任何这些理论。”如赖克所记录的，企业的一些行为对社会不够负责。但是，对社会负责并不是企业的工作。我们不应该指望投资者、消费者或公司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只是在寻找最好的买卖。经济学与道德无关。就像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说的那样，“如果人们想要道德，那就让他们去大主教那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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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在书中写道，“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并不存在。［2］事实上，他轻蔑地驳斥了所有用人的选择或意志以及用阶级利益乃至经济学概念来解释现状的做法。用他的话说，所有这些解释“在事实面前都会坍塌”。赖克对资本主义中固有的创造性破坏做了一个没有主题的说明，他所记录的这个变化显然就那样“发生”了，这似乎是一个精简版的熊彼得。[1]赖克可能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新的“技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买卖”，而这些买卖“从制度中抽走了社会价值，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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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熟悉的“三角论述法”：作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表达了愤慨，却不去追究责任（仅仅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来表达），也不去做他自己的判断。企业做的事情是它们该做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喜欢现今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赖克应当希望我们用自己公民的身份来改变现状。但是，这种做法与本书反复坚持的有关技术和自我利益的强硬逻辑并不相符。所以，针对这些重大进展及其带来的风险赖克只提出了一些很乏味的解决方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在税收上做一些非常小的变动，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最低工资条款，对游说进行立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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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对当前做法进行小的改动也违背了赖克的假设：我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战胜了我们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如果现代经济生活的运作真如他所说的，“在超级资本主义之下，所谓‘长期’便是未来收益的现值（present value）”，那么修改竞选财政法要么不重要（因为它不会改变什么），要么不可能修改得了，因为它会引起“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的反对（正是这些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最早造成了这样的不正常现象）。总之，在我们已经成为自私自利的“消费者”或“投资者”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或我们的代表会突然选择做无私的“公民”（这里说的“公民”“消费者”“投资者”都是赖克在书里用的术语）？对作为公民的个人而言，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她这样去做？我们又是在谁的要求下突然放弃我们的“经济”身份，而选择我们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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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对人类行为的分类方式无法令人信服，从他的分类方式看，好像我们对自己作为“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这些不同身份所具有的喜好和偏好可以完全分隔开来，另外互相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种分类方式能产生一些漂亮的句子，比如，“作为公民，我们真诚关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却正积极增加热量”。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公民还困在这个悖论中时，其他一些地方的公民却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它。问题在于，赖克的分类方式忠实地反映出他的社会观在认识论上的浅薄：他所说的“公民”只是经济人加上“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他的论述中少了一些东西——不仅没有“英雄”，没有“恶棍”，没有人应当被责备，而且没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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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进步人士”（无论是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对抗。直到最近，这些意识形态作为人们的准则仍然非常活跃，如果它们不能决定公众选择的现实，也至少决定了人们的话语。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在政治交流中使用的词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老的左派叙事那种令人宽慰的宿命论（“历史站在你这边”这样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所残存的部分在1989年之后被埋葬，一同被埋葬的还有“现行社会主义”（“real existing Socialism”）。政治上的传统右派的命运也与左派的命运相关联。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右派所反对的是左派认为变革和进步不可避免的立场：“保守派”保守，“反动派”反动，他们“反对革命”。政治上的右派一直以来反对左派对进步的笃信，而如今这种对进步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因而今天的右派也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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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宏大叙事（即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抛弃了社会，选择了经济。它假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完整体系”、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而非阶级斗争、革命和进步。这个叙事将改良（“增长是好的”）与一种必然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对于罗伯特·赖克来说是“超级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人类主观决定的结果。在这点上这个新的叙事与19世纪的左派叙事相似。昨日的革命理论家们的世界观建立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之上，今天这些鼓吹增长的人们援引的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动力不可阻挡（这点与前者类似）。两者都自信地在当下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必然性”。用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的话就是，我们被限制在了不受挑战的“全球商业社会”之中，［3］或像撒切尔夫人曾总结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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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经济学作者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前辈相似，他们往往倾向于把问题简化：“从长远来看，”三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这样写道，“只有一个经济统计数据真正重要，那就是生产率的增长。”［4］今天的教条和不久的过去的教条很相似，它对不能纳入其范围的那些人类生存的方面漠不关心：就像过去的思维会强调那些可以被归为“社会阶层”产物的行为和观点，当代人在争论问题时则很重视那些可以从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利益与偏好。我们倾向于将20世纪看作是极端和妄想的时代，我们现在很有幸从这样一个时代中走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自欺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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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生产力和市场的崇拜是否只是对前一代人信仰的颠倒？有一些观点认为所有的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由全球化经济及其不可避免的法律和难以满足的要求来决定，没有什么比这些主张更有意识形态色彩了。这种对经济必然性的崇拜，再加上对革命的承诺和社会转型的梦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了。在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这边才刚抛弃19世纪的信仰体系，那边便拿了另一个取而代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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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政治上做一些艰难的选择时，这种新的宏大叙事与以前的宏大叙事一样都很少提供指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罗伯特·赖克笔下的“公民”来说，让他/她对全球变暖问题可能会感到困惑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她同时还是一个投资者和消费者，而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但它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长”是好事，而全球变暖不是好事，一个人又该如何选择？增长的好处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当代的财富创造和效率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是否能够真正兑现其宣称的那些利处（比如机会、上升流动、快乐、幸福、富裕、安全）也许更多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答案了。如果增长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而使这种情绪更激烈呢？［5］我们应该考虑选择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之外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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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利改革为例。赖克本人在福利改革中非常活跃，首先他曾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另外，他在多年前提出一项方案，他建议对那些雇用失业者的企业发放补助，以此来取代公共福利。［6］1996年克林顿实际取消了大部分人们所享受的由联邦担保的社会救助的权利。国会终止了全民补助，而将是否有寻求和接受工作的意愿作为发放福利的条件；这些做法与此前半个世纪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其他一些地方所做的事情与美国一致，比如英国（将福利制转变为“工作福利制”是英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荷兰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例如，1991年，根据挪威的社会服务法规定，地方当局有权要求接收福利者有工作）。只有先工作才可以获得奖励的制度取代了普遍权利和基于需求而提供的福利：这些针对福利制做出的改革宣称让人们“不依赖”福利是其目标，伴随这个目标的信念是，改革的结果在道德上有示范性，另外在经济上也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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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看起来明智的经济政策却对公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显而易见。20世纪福利制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公民资格，不是罗伯特·赖克所指的进行投票活动那样的有限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享有权利的、可以无条件获得集体关注和支持的公民；其结果是社会将更有凝聚力，不能做任何归类的人被排除在外或者“不配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新的“自由裁量”方法让个人的良好品行再次成为个人是否能够获得集体支持的条件。这种做法重新要求人们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只有那些有工作的人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其他想要充分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接受必要的帮助，但他们首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且其行为举止表现适当才可以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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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现代福利制度改革华丽的语言，我们便回到了1834年英格兰的《新济贫法》，该法引入了“低于合格标准”原则（least eligibility），该原则的内容是：失业者和贫困者所得的救济在质量和数量上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条件。最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改革重新将有工作的或“配享有权利”的公民和其他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的人区别开来。可以肯定的是，老的全民福利制度不利于进行市场运作。但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用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话说，福利制应该“把产品和服务都从市场中拿出来，以此来取代市场，或以某种方式来控制和调整市场的运作方式，从而产生市场自身无法产生的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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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优化（即不再对公共政策做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评估，主要只评估其经济效率）也是近年来的私有化狂潮的公开理由。但是现今对福利制的改革虽然声称代表未来，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和过去越发相像；它将许多现代公立和集体机构分拆成很多由私人持有的零散资产，这让人联想到以前的时代。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部队以及以低廉价格获得文化资源的机会（追求利润的私营机构无法很好地提供所有这些基本服务）都被纳入到公共监管或控制之下。它们现在正被交还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许多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预算如今受制于个人妄想和脆弱所导致的变化无常：预算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半私人的国家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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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中（特别是运输和邮政），因为这些服务机构不承诺经济回报（比如必须在偏远地区提供这些服务），所以纳税人必须承担或担保民营部门的利润，这样国家才能为这些机构找到买家。可这其实是一种补贴，且早已有之，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另外，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承认的，这其中一直存在着道德风险，它会招致不负责任乃至腐败。在其他情况中，民营企业将之前一直属于公共责任的服务（如为监狱、列车车厢提供服务以及医疗服务）从国家手里接过来，有时它们要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来获得经营权，然后再向使用这些服务、设施的公民或社区收取费用以收回其开支。通常情况下，公共财政会获得一次性收益，另外管理的负担也可以由此卸下，但代价是牺牲了未来的收入，另外也失去了对这些承包出去的机构服务质量的控制。这在今天的英国被称为“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而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们称之为包税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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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利改革、放松管制、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本身，私有化的真正影响在于减少国家在公民事务中的作用：让国家“不要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以及让国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是所有地方的经济改革者的共同目标；用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要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商业运作”。打着“改造灵魂”幌子的20世纪国家让很多人吃了苦头。20世纪的国家常常很低效，有时候专制，间或会造成种族灭绝。但当我们在削弱国家（同时也就是让国家不受信任）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为私利抛弃公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降低了这些代表着集体和共同目标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另外“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人加入或留在国家服务机构的动力也就因此（逐渐）降低了”［9］。这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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