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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看起来明智的经济政策却对公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显而易见。20世纪福利制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公民资格，不是罗伯特·赖克所指的进行投票活动那样的有限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享有权利的、可以无条件获得集体关注和支持的公民；其结果是社会将更有凝聚力，不能做任何归类的人被排除在外或者“不配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新的“自由裁量”方法让个人的良好品行再次成为个人是否能够获得集体支持的条件。这种做法重新要求人们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只有那些有工作的人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其他想要充分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接受必要的帮助，但他们首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且其行为举止表现适当才可以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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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现代福利制度改革华丽的语言，我们便回到了1834年英格兰的《新济贫法》，该法引入了“低于合格标准”原则（least eligibility），该原则的内容是：失业者和贫困者所得的救济在质量和数量上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条件。最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改革重新将有工作的或“配享有权利”的公民和其他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的人区别开来。可以肯定的是，老的全民福利制度不利于进行市场运作。但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用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话说，福利制应该“把产品和服务都从市场中拿出来，以此来取代市场，或以某种方式来控制和调整市场的运作方式，从而产生市场自身无法产生的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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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优化（即不再对公共政策做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评估，主要只评估其经济效率）也是近年来的私有化狂潮的公开理由。但是现今对福利制的改革虽然声称代表未来，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和过去越发相像；它将许多现代公立和集体机构分拆成很多由私人持有的零散资产，这让人联想到以前的时代。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部队以及以低廉价格获得文化资源的机会（追求利润的私营机构无法很好地提供所有这些基本服务）都被纳入到公共监管或控制之下。它们现在正被交还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许多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预算如今受制于个人妄想和脆弱所导致的变化无常：预算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半私人的国家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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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中（特别是运输和邮政），因为这些服务机构不承诺经济回报（比如必须在偏远地区提供这些服务），所以纳税人必须承担或担保民营部门的利润，这样国家才能为这些机构找到买家。可这其实是一种补贴，且早已有之，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另外，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承认的，这其中一直存在着道德风险，它会招致不负责任乃至腐败。在其他情况中，民营企业将之前一直属于公共责任的服务（如为监狱、列车车厢提供服务以及医疗服务）从国家手里接过来，有时它们要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来获得经营权，然后再向使用这些服务、设施的公民或社区收取费用以收回其开支。通常情况下，公共财政会获得一次性收益，另外管理的负担也可以由此卸下，但代价是牺牲了未来的收入，另外也失去了对这些承包出去的机构服务质量的控制。这在今天的英国被称为“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而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们称之为包税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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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利改革、放松管制、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本身，私有化的真正影响在于减少国家在公民事务中的作用：让国家“不要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以及让国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是所有地方的经济改革者的共同目标；用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要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商业运作”。打着“改造灵魂”幌子的20世纪国家让很多人吃了苦头。20世纪的国家常常很低效，有时候专制，间或会造成种族灭绝。但当我们在削弱国家（同时也就是让国家不受信任）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为私利抛弃公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降低了这些代表着集体和共同目标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另外“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人加入或留在国家服务机构的动力也就因此（逐渐）降低了”［9］。这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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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外在于它的规范、习惯和“情操”以保证它能继续存在下去，保证资本主义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它也往往会腐蚀这些习惯和情操，这一点我们早就清楚了。［10］良性的“看不见的手”（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在最早的时候对商业社会可能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它无法再现它所继承的非商业性的习俗和关系——关于凝聚力、信任、风俗、克制、义务、道德和权威的习俗和关系，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会削弱而非加强它们。［11］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或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一定会有关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俄罗斯甚至今天的新加坡就知道了。效率、增长和利润可能并不总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甚或它们也并不总是民主的结果，有时候它们可能会取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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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代民主国家要在赖克所描述的“超级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下幸免于难，那么它们需要被某种超越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力量约束，特别是当这种经济利益积聚在了越来越少的受益者手中之时：用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仅仅通过金钱利益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身利益，无论这种自身利益是蒙蔽还是开明。“公共行动最大的优势是它能够满足男男女女在生活中为了更高目标而隐隐感觉到的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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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危险之处在于，公共行动的价值被贬低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可以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了。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先对希腊伦理思想中“人性的客观目的论”（认为关于人在世界上之位置的一些事实决定了人应当去过一种有合作精神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之后，然后他做出了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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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绝大多数的伦理观都接受了这种信念的一些变种；首先怀疑此信念的是公元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教师（Sophists），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可能是最有意识地要抛弃这种信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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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谁来承担起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称之为“城市之魂”（Soul of the City）的责任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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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担心城市之魂，担心它不能让人满意地被有关经济无限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的叙述所代替的最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叙述不是很吸引人。它忽略了许多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它破坏自然环境；它的结果没有吸引力，也不鼓舞人心。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经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用来取代社会主义的是物质上的大丰富；但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来说，购物仍然不能算得上多么高的成就。在法国大革命早年，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对在他面前逐渐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感到不安（如同当前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只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14］。我们也应该有和他一样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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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第二个来源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发展”可能不会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它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帝国时代，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全球化”（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历过一段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巨大的财富创造时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上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在英国（就如现在在美国和西欧）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和平与繁荣时代开始了。如果想读有关当时人们信心的描述以及这种信心后来变成了什么，最好是读凯恩斯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该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书中总结了处在灾难边缘的世界的幻想，这场战争在之后的50年里让所有这些和平主义的幻想不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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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结束后，经历了30年的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欧洲人“渴望安全”，凯恩斯预计到了这些，并为这些人们所渴望的安全做了准备。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被纳入战后治理系统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些先进国家的公民才不再感到那种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和恐惧，而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从1914年到50年代初一直左右着政治生活，也让政治陷入两极化；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对人们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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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局面可能会改变。恐惧正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活跃因子。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是当然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的恐惧：对失控的改变速度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在资源日益分配不平等的时代对落他人之后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状况和常规活动失去控制的恐惧，这些恐惧可能更不容易为人发现。最大的恐惧可能是：不只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那些当权者在面对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力量时也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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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安全与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忘记了，上一个“经济时代”崩溃之后我们进入了“恐惧时代”。在对经济利益的核算上，在政治实践、国际化战略甚至在教育的优先目标上，我们都强硬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无论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经历过之前那个经济时代解体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社会里的私人和局部利益压倒公共目标、遮蔽共同利益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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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是我们需要恢复的。无论如何，由于全球化的原因，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国家。在经济和人身上感到不安全的人们将退回到只有领土主权国家（territorial state）才可以提供的政治符号、法律资源和现实的屏障之中。这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保护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而在整个西欧，“反移民”的政党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在呼吁建起“壁垒”、“障碍”，要求对移民进行“检验”。这可能会让相信“世界是平的”的人们感到意外。此外，虽然认为全球化和“超级资本主义”可能真的会缩小国家之间的差异，但它们通常会扩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这会在政治上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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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要迎来国家的回归，如果我们对安全和资源的需求会增大到只有国家才可以提供的程度，那么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能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提及国家时会用轻蔑的口吻，我们不把国家看成首选的天然施惠者，而是把它看作经济效率低下的源头，我们认为它会侵扰社会，最好应该把国家从公民事务中尽可能地排除出去。正因为拥有混合型经济的福利国家取得的成功（它们让社会得以稳定，并且让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动员力量，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的繁荣便有赖于此），年轻一代才会将这样的稳定和意识形态之归于沉寂视作理所当然，并进而要求消除以下“障碍”：征税、管控以及泛泛意义上的国家干预行为。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只要讨论到政策问题，人们会自动忽略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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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是正确的，我们目前的状况将无法持续，我们或许应该再去审视一下20世纪的前人们是如何应对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所带来的挑战的。我们可能会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发现，在全民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以及限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些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它们会促进公共凝聚力并让人们对政治有信心，从而实现持久的繁荣；然而只有国家才有资源和权力去提供这些服务，也只有国家才能以我们集体的名义去强制执行这些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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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但不会被监管型国家威胁，实际上它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国家的存在；世界正在变得日益两极化，一极是没有安全感的个人，另一极是不受管制的全球力量，民主国家的合法权力可能是我们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好的一种中间制度了。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在当代社会，由于我们崇拜不受制约的自由经济，再加上人们感到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减少了，对经济的监管则降到了最低点；但伴随着这些的是政府不断延伸的对人们的通讯、行踪和意见的监控，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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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罗伯特·赖克的《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一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12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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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提出的重要观点，他把企业家的创新看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创新能够从内部不停地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结构，同时再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这一过程便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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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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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获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或女儿能像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一样安全生产。他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希望自己有更长的寿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犯罪率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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