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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北几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他们的母国奥地利的灾难让他们五人都深受震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维也纳进行的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四年后，纳粹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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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们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学中都在对他们一生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自由社会会崩溃并且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至少在奥地利是如此）？他们的答案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尝试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以及集体化的经济活动失败了，这些做法不仅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而且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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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悲剧的发生乃是因为左派的失败：先是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再就是没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遗产。他们五位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语气非常不同，那就是：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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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防止其再次发生？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883年（与熊彼得出生于同一年），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英国。后来，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另外他还参加了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谈判，他以自己这样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过程，他的文化和阶级所给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确定性都随之而去。凯恩斯问自己的问题跟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可是他对此给出的答案与哈耶克他们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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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承认，经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欧洲的解体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务在根本上不可预测。如果要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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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凯恩斯寻求的是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运用“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进行经济干预。哈耶克提出的观点与凯恩斯正相反。他在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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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国的很多政治著作与那些摧毁了德国对西方文明信念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可以让纳粹主义获得成功的心灵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相似之处，以便让人对它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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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哈耶克明确预测道，如果工党赢得权力，英国将出现法西斯主义。后来工党的确赢得了选举，但它之后执行的许多政策都与凯恩斯提出的观点一致。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都将一直受到凯恩斯关心的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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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那之后这些奥地利出生的思想家们报了仇。[1]至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为何在这些地方发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其他场合进行讨论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些绝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人们在70年前进行的辩论的微弱回响之中——就如同逐渐隐没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我们现在被鼓励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学角度习惯上与这些遥远的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关联。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那就会像是我们在说着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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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在一些国家，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根基是宏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方案；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福利制度等同于一系列旨在减少人们生活中的不利条件以及缓解财富和贫困两极化的务实政策。战后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共同的主题和普遍的成就是，它们成功遏制了不平等现象。如果你比较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资产上算），你会看到，以上各国的贫富差距在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里极大地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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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平等带来了其他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极端主义政治（绝望、嫉妒、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的恐惧减弱了。西方工业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繁荣、安全、幸福的时代，它也许是一个泡沫，但它也是个让人获得安慰的泡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他们过去希望的要好很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信心满满地憧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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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悖论，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很可以理解的是，税收的机构和系统，社会服务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记忆的一代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制度设计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家不回到恐怖的过往。然而他们的后代人已经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寻求这样的安全了（甚至在瑞典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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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制将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制度联合在一起（我在这里用的是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和穷人得到了相同的福利援助和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公共养老金等。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已经通过税预先支付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中，因为社会民主制的制度设计，他们也很紧密地融入战后的民主共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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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这样的考虑越来越被忽视。首先是撒切尔-里根时代的税收和就业改革，然后很快又是对财政部门放松管制，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到60年代这段时间中，不平等指数在明显下降，然而在过去30年里不平等指数又在稳步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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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判断穷人与富人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与中国的水平相当。［1］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拉开巨大距离不可避免，而美国的不平等系数与中国相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与先前愿望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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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虑一下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很难想出一个比它更奥威尔式的标题了），这个克林顿时代的法案旨在终结美国的福利供给。该法案的规定让我们想起英国近两个世纪前通过的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新济贫法》的运作有过描述，所以我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并不陌生。书中诺亚·克莱博（Noah Claypole）对小奥利弗的嘲笑非常有名，诺亚称奥利弗为“Work’us”（“济贫院”），生活在1838年的诺亚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我们今天轻蔑地说出“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这个词时所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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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济贫法》非常可恶，它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工资无论多么低的工作和济贫院的耻辱之间做选择。《新济贫法》和19世纪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公共援助（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慈善”，并这样去称呼它）故意提供给人们低水准的救助和支持，以便让其吸引力比其他最糟的选择还要低。该系统借鉴了古典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否定了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失业的可能性：如果工资降到足够低，同时人们又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那么每个人都会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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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改革者力图取代这种有损人格的做法。《新济贫法》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法案适时地被公共援助（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所替代。无业公民不再被认为不应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被不公正对待，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良好信誉也不再受到隐性的诽谤。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福利国家确立了以下认知：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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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美国这个失业率上升的时期，一个失业的男人或女人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为了能够有资格获得甚为稀少的福利金，他们必须首先去找工作，并在适当时接受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提供什么水平的工资，无论工资有多么低，工作多么让人反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同胞提供的补贴与援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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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去谴责这些由民主党的总统制定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对改革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耻辱如此无动于衷？我们不但不去质疑这种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我们反而已经适应得非常好，大家都一致保持着沉默，与上一代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正如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条件是他所不能习惯的，尤其是当他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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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倾向于佩服且几近崇拜富人和有权势之人，轻视或至少忽视穷人和生活条件一般的人，这种倾向乃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操腐败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这不是我的话，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他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他预测了商业社会的到来）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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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细节：私有化进程。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汽车制造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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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与此同时，这个项目或服务进入私营企业以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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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操作起来则非常不同。我们在过去的10年看到的是，将公共责任稳步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给它们提供的投入以及维护它们的成本高于它们所希望能够获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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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给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这些买家就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据计算，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所进行的私有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故意以低价将长期的公共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从纳税人手中到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手中净转移额达14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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