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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虑一下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很难想出一个比它更奥威尔式的标题了），这个克林顿时代的法案旨在终结美国的福利供给。该法案的规定让我们想起英国近两个世纪前通过的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新济贫法》的运作有过描述，所以我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并不陌生。书中诺亚·克莱博（Noah Claypole）对小奥利弗的嘲笑非常有名，诺亚称奥利弗为“Work’us”（“济贫院”），生活在1838年的诺亚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我们今天轻蔑地说出“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这个词时所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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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济贫法》非常可恶，它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工资无论多么低的工作和济贫院的耻辱之间做选择。《新济贫法》和19世纪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公共援助（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慈善”，并这样去称呼它）故意提供给人们低水准的救助和支持，以便让其吸引力比其他最糟的选择还要低。该系统借鉴了古典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否定了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失业的可能性：如果工资降到足够低，同时人们又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那么每个人都会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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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改革者力图取代这种有损人格的做法。《新济贫法》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法案适时地被公共援助（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所替代。无业公民不再被认为不应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被不公正对待，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良好信誉也不再受到隐性的诽谤。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福利国家确立了以下认知：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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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美国这个失业率上升的时期，一个失业的男人或女人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为了能够有资格获得甚为稀少的福利金，他们必须首先去找工作，并在适当时接受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提供什么水平的工资，无论工资有多么低，工作多么让人反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同胞提供的补贴与援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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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去谴责这些由民主党的总统制定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对改革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耻辱如此无动于衷？我们不但不去质疑这种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我们反而已经适应得非常好，大家都一致保持着沉默，与上一代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正如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条件是他所不能习惯的，尤其是当他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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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倾向于佩服且几近崇拜富人和有权势之人，轻视或至少忽视穷人和生活条件一般的人，这种倾向乃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操腐败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这不是我的话，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他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他预测了商业社会的到来）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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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细节：私有化进程。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汽车制造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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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与此同时，这个项目或服务进入私营企业以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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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操作起来则非常不同。我们在过去的10年看到的是，将公共责任稳步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给它们提供的投入以及维护它们的成本高于它们所希望能够获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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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给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这些买家就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据计算，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所进行的私有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故意以低价将长期的公共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从纳税人手中到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手中净转移额达14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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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损失应该再加上另外30亿英镑，这笔钱是银行处理私有化收取的交易费用。因此，英国政府为出售资产向私营部门支付了170亿英镑（300亿美元），如果它不花这笔钱就不会有买家。这笔钱数额巨大，它大约与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数目相当，或者接近巴拉圭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这自然不是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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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私有化会造成“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效率明显低下的公共项目的唯一原因是国家会帮他们消除或减少风险。以伦敦地铁为例，政府保证购买伦敦地铁的公司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得到保护，不会遭受重大损失；“私人企业为追求利润会提高效率”，这个支持私有化的经典经济学理由也因此没那么有说服力了。这里的“风险”是，在政府这样保护下的私营部门至少和公共部门一样低效；另外，产出的利润都被私营部门拿走，而损失却都由国家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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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理由是下面这个。毫无疑问，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行不善，比如存在着管理不力、投资不足等问题。尽管如此，那些如邮政、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以及其他政府希望进行私有化的机构，不管怎么运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在被卖掉后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受制于市场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这些机构先天就需要有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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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种从根本上说属于集体责任所具有的半私人、半公开的特性，我们便真的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事情上来了。如果今天的美国政府要审计你的纳税申报单，虽然决定调查你的是政府，但来调查你的很可能是一家私营公司。这样的私营公司已与国家签订合同，由它代表国家完成工作；一些私营机构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为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提供在安全、交通和技术上的专业支持（它们以此获利）。今天的英国政府也以类似的方式与私营企业主签订合同，由私营公司来为老人提供养护服务，而这原本是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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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各国政府将自己的职责移交给了私营公司，这些私营公司声称能比国家做得更好，而且花费更少。这在18世纪被称为包税（taxfarming）。早期的现代政府往往缺乏收税的手段，因而它们在个人中间进行招标，由个人来承担收税的工作。出价最高者便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只要他向政府支付事先谈好的价格，他便可以尽其所能地去收税，然后留下收益。因此政府在预期的税收上打了个折扣，以换取中标者预先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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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君主制垮台后，人们普遍承认包税效率低下得离奇。首先，它让国家失去人民的信任，在人们心中国家便是由贪婪的奸商来代表的。其次，政府通过包税所得到的税收比一个管理能力高效的政府税收系统所能收上来的税低很多——只算替政府收税的个人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利润便已经是如此了。第三，纳税人会因此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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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美国，我们的政府不受信任，公共资源不足。可有趣的是，我们的纳税人却没有表示不满，或者，至少可以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原因经常是错的。尽管如此，从本质上来看，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问题可以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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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做法和18世纪一样，我们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它的社会地位因而降低。我们随之得到的是一个个“封闭的群体”：社会的一个个小部分，每个部分都天真地认为自己拥有独立于集体及其公务员的功能。如果我们只与私人机构打交道，或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与它们打交道，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淡化自己与公共部门的关系，因为这些公共部门对我们没有明显的用处。在做与公共部门同样的事情上，私营部门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坏，以及它在做这些事情所需要的成本是更高还是更低都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减少了对国家的效忠，我们还失去了应该与我们的同胞分享的重要的东西——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分享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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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是这种做法在现代影响最大的践行者之一，她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据报道称，她曾经说道：“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个人和家庭。”但是，如果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远远地监督各种活动而不参与，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联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接受私人警察、私人邮政服务，接受了在战争中为国家提供所需物品的私人机构以及很多其他私人机构。这些被我们“私有化”的责任正是现代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艰难地承担起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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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可以在公民与国家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呢？当然不是“社会”了，公共领域被损毁让它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然而国家不会即刻消亡，即使我们将其所有的服务属性去除，它仍然会在我们身边存在，哪怕只是作为控制和压制的力量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将不会有中间机构存在，人们对这些机构的奉献自然也不会再有：一个互惠的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通过所有人共同占据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这样的网络可以将公民维系在一起，然而在公共领域被损毁以后，这个网络将不复存在。私人和企业将会竞相劫持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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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在今天不比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更有吸引力。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来自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个人组成的集体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机构将无法长久存在下去。对于批评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私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就已经是一个明显荒谬的概念了。用约翰·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只能通过金钱利益所产生的关系和感情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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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从国家这个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财产的化身着手。如果我们不能再次学会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将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国家应该做什么呢？它最起码不应去做那些不必要重复做的事情，正如凯恩斯所写的，“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不管政府做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国家一定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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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那种对国家的进步主义叙事之基础乃是我们的自负，这个基础非常不稳固。这种自负让我们认为历史站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一边，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后来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方案“得到了宇宙的祝福”。［3］今天，我们无法说出这种让人听上去心安的话了。20世纪有着各种各样的教义，这些教义告诉人们国家应该做什么，并且提醒个人国家知道什么事情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应该强迫个人接受这点，它们的自信令人感到惊恐。刚刚从这个世纪幸存的我们不能再回到曾经的那一切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限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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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恢复使用20世纪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也是徒劳的。在那些年里，民主左翼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各种不妥协的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它们后来的继任者。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天然就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它在自信地踏步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会一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左边。它似乎像在说：我们不是专制主义者。我们支持自由，反对压制。我们都是民主党人，但我们也相信社会公正和受到监管的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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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说服选民自己是一个在自由政体中受人尊敬的不同于当前做法的选择，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姿态便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这样的论调是不符合逻辑的。像默克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在德国大选中胜过她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即便这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并非偶然，虽然她所提供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社会民主党的方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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