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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在今天不比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更有吸引力。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来自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个人组成的集体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机构将无法长久存在下去。对于批评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私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就已经是一个明显荒谬的概念了。用约翰·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只能通过金钱利益所产生的关系和感情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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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从国家这个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财产的化身着手。如果我们不能再次学会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将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国家应该做什么呢？它最起码不应去做那些不必要重复做的事情，正如凯恩斯所写的，“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不管政府做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国家一定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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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那种对国家的进步主义叙事之基础乃是我们的自负，这个基础非常不稳固。这种自负让我们认为历史站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一边，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后来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方案“得到了宇宙的祝福”。［3］今天，我们无法说出这种让人听上去心安的话了。20世纪有着各种各样的教义，这些教义告诉人们国家应该做什么，并且提醒个人国家知道什么事情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应该强迫个人接受这点，它们的自信令人感到惊恐。刚刚从这个世纪幸存的我们不能再回到曾经的那一切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限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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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恢复使用20世纪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也是徒劳的。在那些年里，民主左翼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各种不妥协的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它们后来的继任者。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天然就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它在自信地踏步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会一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左边。它似乎像在说：我们不是专制主义者。我们支持自由，反对压制。我们都是民主党人，但我们也相信社会公正和受到监管的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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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说服选民自己是一个在自由政体中受人尊敬的不同于当前做法的选择，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姿态便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这样的论调是不符合逻辑的。像默克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在德国大选中胜过她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即便这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并非偶然，虽然她所提供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社会民主党的方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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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欧洲政治来说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主张。很少有欧洲政治家会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对国家职责所做的核心假定——无论他们对国家职责范围的假定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中间当然就更少有人会不同意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无法在今天的欧洲提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以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例，甚至连他们对国有制不假思索的拥护立场也很难跟奉行戴高乐主义的右派的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重商主义的变种）主张区分开来。社会民主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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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在于这些政策的措辞。由于来自左派的威权主义挑战已经消失，这时再去强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多余了。今天我们都是民主派，但谈“社会”仍然有意义，考虑到几十年前各方对公共部门的作用都没有争议地给予承认，现在去谈“社会”可以说比那时候更有意义。那么，在社会民主的政治方案中“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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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请试想一下一个火车站。试想一个真正的火车站，不是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那是一个堆在煤窑上的20世纪60时代失败的购物中心。我是指像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巴黎东站、孟买壮观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或者柏林宏伟的新中央火车站这一类的火车站。私营部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现代生活的教堂中运行得非常好：毕竟，没有理由让国家来经营报摊或咖啡馆。只要是还能记得英国铁路的咖啡馆里那些用塑料包装的、干巴巴的三明治，任何人都会承认在这个领域里，竞争应当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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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不能在铁路里引入竞争。铁路和农业或邮政一样，它们是经济活动，可同时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此外，你无法通过在一条轨道上开两列火车然后看哪个运行得更高效的方式来让铁路系统变得更高效。铁路是一种天然的垄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公交服务里引入了这种竞争。但公共交通的矛盾当然就是：它的工作完成得越好，效率就可能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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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辆巴士只为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快速交通服务，避免开到只会有老人偶尔乘车的偏远村庄，那么开巴士的人能赚更多钱。但必须有人（国家或当地政府）来提供无利可图的、低效的本地服务。如果没有这种服务，那么虽然削减公共服务可以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效益会被社会所承受的长期损害所抵消。因此，“相互竞争”的公交车所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公共部门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增加，票价大幅度提高到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快速巴士公司能挣取丰厚利润（除了伦敦，那里的需求足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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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跟公交车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服务。如果是运行从伦敦到爱丁堡、巴黎到马赛、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些线路的特别快车，任何人都能挣到钱。但那些人们只是偶尔搭乘的火车线路怎么办？个人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种人们使用并不频繁的服务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只有集体，亦即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能做到。在某一类经济学家看来，运营这些铁路线路需要的补助总归是低效的，他们会问：把铁轨拆除，让大家开自己的车不是会更省钱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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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英国铁路私有化的前一年，英国国铁当时给铁路的补助在全欧洲最低。这一年，法国人计划给铁路投资的金额为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33英镑，英国只有9英镑。［4］这种差别在各国的全国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能得到准确反映，它还能解释为什么对英国铁路系统进行私有化会造成巨大损失，英国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太薄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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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投资上的差别说明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早就把自己国家的铁路看成是一种社会提供的服务。在偏远地区通火车虽然成本高、收效低，但这样做让这些地区的生活可以正常进行。铁路的存在让人们在公路运输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对环境的破坏因之减少。铁路及其提供的服务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愿望的象征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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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建议，在偏远地区通火车有其社会意义，尽管从经济上看它的“效率不高”。不过，这当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如果仅仅提出值得称赞的社会目标，可与此同时也承认它们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比其他目标要高，那么他们也走不了很远。我们最后会一面承认社会服务的美德，一面批评提供这些服务所要花费的成本，然后无所作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来评估成本的方法，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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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给穷人仁慈的施舍要比确保他们拥有可获得全方位社会服务的权利便宜。我所谓的“仁慈”是指基于信仰之上的慈善行为，以及私人或独立机构的慈善行为，还有以食品券、住房补贴、服装补贴等形式发放的援助（能否获得此类援助取决于申请者的收入水平）等。但它对接受这类援助的人带来的羞辱是恶名远扬的。英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对大萧条的受害者做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老一辈人现在回忆起这个调查仍然感到厌恶甚至愤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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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如果接受援助是你的权利，你就不会有被侮辱的感觉。如果得到失业金、退休金、残疾补助、公共住房或其他援助是你的正当权利，不会有人来调查你的情况，确定你的生活是不是糟糕到“有资格”得到帮助，那么你就不会为接受帮助而感到尴尬。然而，要让人们获得这种普遍的权利以及这些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势必代价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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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把羞辱本身当作一个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呢？人们在接受生活必需品之前受到了同胞的羞辱，如果我们决定“量化”这种蒙羞所带来的危害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对生产力、效率或幸福感的估算中把羞辱性的施舍和有权得到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考虑进来如何？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提供普遍的社会服务、公共医疗保险或者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一个以低成本、高效率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存在争议：我们如何量化“羞辱”？不让一些孤立的公民获取都市资源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衡量吗？如果可以，那么这样的损失是多少？我们愿意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支付多少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不清楚。但是，除非我们去问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又怎么希望给出答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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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好社会”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从规范的角度看，首先我们可能要有一个道德的“叙事”，然后将我们的集体选择置于其中。目前狭义的经济术语制约着我们的对话，这种狭义的经济术语之后将被这样的道德叙事所取代。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我们的总体目标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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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无疑会关心对与错的问题，因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语汇（这种道德语汇中融入了基督教对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物质主义崇拜的厌恶），所以更会如此。但这种关心经常会遭到意识形态的诘问。资本主义是否注定会灭亡？如果是，某个政策是会促进其灭亡还是可能推迟其灭亡？如果资本主义并非注定灭亡，那么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构想政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相关问题通常考虑的是“整个体系”的未来而非某个举措本身的优点或缺点。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再困扰我们，我们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去面对我们的选择在道德上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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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社会”（18世纪的称呼）让我们憎恶的东西是什么？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让我们本能地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在面对有钱人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控制地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时，是什么冒犯了我们的合宜感（sense of propriety）？我们损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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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以道德批判的形式出现：批判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或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要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冒犯我们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一句话，我们需要回到“目的王国”（the kingdom of ends）[2]。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作用有限，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回应仅仅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话语对“社会问题”姗姗来迟的一种表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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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凯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对上一个不安全时代的分析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在上一个不安全时代之前的几十年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这个词彼时尚未出现，但其过程已然开始。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商业经济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贸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914年以前，人们普遍确信和平的经济交流的逻辑将战胜各国的国家利益。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将戛然而止，然而这的确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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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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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是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确回应。在现在的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7］我们很难想象自由制度会完全崩溃，也很难想象民主共识会彻底解体，但就是这次崩溃引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进行的那场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便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和妥协中成长起来的，然而现在它们的吸引力却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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