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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就是《诗经》所用的音乐。《诗经》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当时都是歌曲,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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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风”(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大雅”是“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小雅”是“燕飨之乐”;“颂”是“宗庙之乐歌”。风有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歌,文学成就最高。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朝会、燕飨之诗歌,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用的诗歌。《诗经》中的歌曲,在周朝非常流行。这些歌曲有歌唱的、合奏的,也有单项乐器演奏的。有些用乐器所奏曲目(“笙诗”)没有歌词,所以在《诗经》中只有篇名,称为“佚诗”。《诗经》中的歌曲是周朝贵族教育的主要科目,称诗、书、礼、乐“四术”。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时代久远,《诗经》的乐曲没有传留下来。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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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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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声又称“楚调”或“南音”,指的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楚地的音乐,也泛指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至徐、淮间的音乐。南音一词始见于《左传》及《吕氏春秋》。现存的记载楚声歌词的有《接舆歌》、《沧浪歌》、《子文歌》、《楚人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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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声的音乐形式,是楚词中的“少歌”、“倡”等歌曲结构用语,即插入歌曲中间部分的小段或单句。战国和两汉时期是楚声的极盛时期。当时楚国的流行歌曲有《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的楚辞作品都是模仿楚国民间乐舞歌唱的形式而作的。汉高祖刘邦和他手下的许多大臣都是楚国人,非常喜欢楚声,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刘邦的《大风歌》就是楚声。当时楚声不仅在汉朝宫廷,在民间也十分流行。六朝时,楚声还保存在琴曲中。唐朝以后,楚声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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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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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起初只是一种宴请宾客时专用的宫廷音乐,在周朝不受重视,一直到隋唐时期,它的地位才逐渐变得显要,并且最终取代雅乐,成为盛行一时的宫廷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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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主要是供人欣赏的,强调娱乐性和艺术性,因此隋唐燕乐大力吸收民间音乐,融合少数民族以及外来俗乐,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宫廷新音乐。在隋朝初年,燕乐按音乐来源和乐队编制分为七种,即“七部乐”,到隋炀帝的时候又增加为九部。唐太宗时改为十部乐,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伎(传统音乐)、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到唐玄宗时,又根据表演形式将十部乐归为坐部伎、立部伎两大类。坐部伎在室内坐奏,人数较少,音响清雅细腻,注重个人技巧;立部伎在室外立奏,人数较多,场面宏大、气氛热烈,有时还加入百戏等。在当时的宫廷音乐中,坐部伎地位最高,立部伎次之,雅乐地位最低。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立部伎》中说:“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可见在中唐时期,燕乐已经完全取代了雅乐的地位,成为宫廷音乐中绝对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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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燕乐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歌舞大曲。它是一种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的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由“散序”、“中序”和“破”三部分组成。其中散序由器乐演奏,无拍无歌,节奏自由;中序入拍歌唱,多为抒情慢板,由器乐伴奏;破是乐舞的高潮,以舞蹈为主,节奏逐步加快,最后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著名的大曲有《绿腰》、《凉州》、《后庭花》、《霓裳羽衣曲》、《破阵乐》、《水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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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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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善尽美是孔子的音乐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倡“仁”的音乐。孔子认为,尽善尽美的音乐就是“仁”的音乐。这个标准来自于孔子对《韶》乐的评价:“《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安国注言道:“《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意思是舜因为具有美德而受禅即位,故歌颂他的《韶》乐尽美也尽善。周武王则是征伐商纣,以武力夺天下,故歌颂他武功的《武》尽美却未尽善。可见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音乐表现内容的“善”,一个是音乐艺术形式的“美”。而“善”在两者之间又居于主要地位,这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此外,从孔子的这句话我们还可以看出儒家重视音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就是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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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乐与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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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丰富多彩,如孔子的“尽善尽美”,师旷的“乐与政通”,以及墨子的“非乐”等。但这些音乐理论十分零碎,没有形成各自成熟的体系。直到西汉《礼记·乐记》的出现,中国才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音乐理论和比较完善的音乐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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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开首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出音乐的形成是“物动心感”,认为音乐是主观受到客观影响的结果,并突出了音乐是表现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唯物论因素。《乐记》还指出音乐表达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唯乐不可以为伪”,强调音乐是真情的流露。在《乐本篇》中对“物动心感”的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论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指出喜怒哀乐几种心情在音乐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正因为音乐这种情感化的特征,音乐可以反映民风民情。“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就是贯穿全文的重要思想:乐与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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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等人的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因此《乐记》竭力提倡雅颂之声(雅乐),而反对郑卫之音(俗乐)。这种突出音乐教化作用的音乐观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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