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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族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改革牛录制，以旗帜作为标志，将本族及下属包衣奴隶分编为黄、白、红、蓝四旗。1615年又将黄、白、蓝旗镶以红边，红旗镶以白边，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每旗（满语称“固山”）下辖五参领（甲喇），每参领辖五佐领（牛录）。凡满族成员分隶各佐领，平时生产，战时从征。皇太极时，又把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满洲八旗中的正黄、正白、镶黄称为“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军，由皇帝直接统帅，其他五旗称为“下五旗”，由满洲贵族统帅。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或“旗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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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其积极意义日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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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八旗军队与绿营兵同为清廷统治全国的工具，分驻首都及全国重要地方。在某些地区，八旗也作为行政机构，与州县系统并存。清亡后，八旗制度才全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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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议政王大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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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中国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起初，努尔哈赤令八旗旗主即八大贝勒（亦称八王）“共治国政”，共同处理军国要务。后又设八大臣以资辅佐，称议政大臣。崇德二年（1637年），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中央辅政机关的地位最终确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最终形成。“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最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极大，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决策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甚至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权罢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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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大，皇权受到了极大限制，康熙曾设南书房对其进行有效抵制。雍正年间又设立了军机处，一切政事均由皇帝“干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地，或者是给予一些大学士、尚书之类官僚兼虚衔的部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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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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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乾隆后称“军机处”。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君主有效实施专制独裁，所以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也愈来愈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和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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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成立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但实际上军机处完全等同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入职军机者，只能跪受笔录，传达谕旨，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说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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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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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多少外交事务，与清政府打交道较多的只有俄国，另外的日本、朝鲜等国是清王朝的附属国，并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事务一般都由清政府设立的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一并处理。鸦片战争后，中国与欧洲国家事务日繁，除理藩院外，清政府又委派两广总督专门负责与欧美国家的交涉，并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但欧洲各国不满足以“蛮夷”身份与效率低下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又认为地方大臣负责外交于制不合，要求清政府成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请下，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头目称为首席大臣，由亲王担任。另外，按照一满一汉的原则下设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学习上行走以及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等官职。其中，有权的是大臣，人数初为3人，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其首席大臣，先是恭亲王奕訢做了28年，其后庆亲王奕劻又做了12年。总理衙门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名义上，南、北洋通商大臣也归其统属。在职责上，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还负责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事，权力越来越大，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全归其管辖，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之一。总体而言，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重新直面世界、同时也是中国半殖民化的标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施行宪政改革，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居于六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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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南、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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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洋大臣是晚清政府设置的负责外交事宜的专设大臣。其中，南洋大臣全称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岸通商事务大臣，其设置要早一些。《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条约所规定的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负责沿海口岸的通商、海防等事务。先是驻在广州，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移驻上海，由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大多由湘军人物担任，湘系集团的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等专任此职40余年，职责除交涉、通商、海防外，还包括训练南洋海陆军，兴办工矿交通事业，但局限于两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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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鉴于天津等北方城市也开始开埠通商，便专设北洋大臣负责北方口岸的通商、海防事务，驻扎天津。后来为扩大北洋大臣权限，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在北洋大臣的位子上待了28年。李鸿章到任后，兴办船厂、铁路、学校、纺织企业等，并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了当时硬件水平亚洲第一的海军。加上畿辅本为重镇，直督为疆吏领袖，李鸿章又久于其位，后起的北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南洋。李鸿章之后，王文韶、荣禄、袁世凯也先后任职。总体上，北洋大臣由淮军人物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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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洋大臣名义上统辖于总理衙门，其实并不受其管束。尤其到后来，总理衙门只是做一些后勤性质的外交工作，外交谈判方面的事务基本上依赖于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总体而言，南、北洋大臣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角色，为中国外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总体上因其并不具备真正的现代外交素质，又缺乏一套完整的外交策略，在对外交涉中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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