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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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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国际政治关系中谈论最多的词语之一，一般泛指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人权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特权和神权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代表的新生生产力冲破封建制度束缚的要求，是反对封建思想和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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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代表格劳修斯、霍布斯等就提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一律平等。人们只有天赋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这种自然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丧失了这种权利就等于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人们有权维护自己的这种自然权利。这就是最初的人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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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后颁布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是“造物主”赋予人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马克思称《独立宣言》为“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世界所有男女毫无区别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参加选举、工作、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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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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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是中国古代法律和礼制规定的男子休妻的7种条件。妻子只要触犯其中任何一种，丈夫或夫家便可以提出休妻。具体是：1.不孝顺公婆，此被认为是“逆德”。2.无子，即妻子不能生儿子，被休理由是“绝世”。在中国古代，某种意义上，结婚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不能生儿子，婚姻便失去了意义。不过因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制，真正为此休妻的不多。3.淫，即妻子红杏出墙，被休理由是“乱族”。古人认为这会造成后代在血缘和辈分上的混乱。4.嫉，理由是“乱家”。因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妻子嫉妒会造成家庭不和。5.有恶疾，指妻子患严重疾病，其理由是“不可共粢盛”。是指不能一起参与祭祀，这显然有些借口的性质。6.口多言，指妻子不该说话的时候搬弄是非。其理由是“离亲”。在古代，涉及家族中事，都由男子议定，女子被视作外人，不让插嘴，一旦插嘴便被认为是破坏家庭和睦。7.窃盗，即偷东西。理由是“反义”，即违背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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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的内容在汉代已经基本形成，当时叫做“七去”，只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至唐代，则形成法律制度，但并不严格执行。自宋代起，其执行才逐渐严格。可以看出，“七出”完全从男方立场和利益出发，是一种维护夫权、欺压妻子的法律与民俗。但另一方面，“七出”也最低限度地保护了古代妻子的权益，至少男子不可以凭个人好恶随便休妻了。“七出”几乎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国民政府完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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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五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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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听”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审理案件时观察了解当事人心理活动的5种方法，分别是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其说法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据汉代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心虚者则不免显得浮躁。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心虚者会呈现羞愧状。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情况，心虚者会喘息不稳。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聆听的情况，心虚者往往因心神不宁而听力不集中，从而显得惶惑。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即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心虚者往往目光散乱。周代的这套方法后来成为历代司法审判的基本手段。唐代法典《唐六典》还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五听”可以看做是古人对于犯罪心理学的一种早期运用，虽不免有主观性，但作为一种辅助审案的手段，显然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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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三法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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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司会审又简称三司会审，是中国古代三法司（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后世的“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汉代时，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以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共同审理。比如清代时，凡涉及死罪的重大案件，在京城的由三法司会审，在外省的则须经三法司复核。会审时，先由俗称“小三法司”的都察院御史、大理寺官到刑部与司员一起会审录问，此俗称“会小法”。之后，小三法司各自回去向其堂官汇报情况。大理寺堂官（卿或少卿）、都察院堂官（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再到刑部，与刑部堂官（尚书或侍郎）一起会审犯人，此为“会大法”。如果三法司意见一致，则将结果汇报皇帝；如果意见不一致，则将各自意见汇报皇帝，由皇帝裁夺。各省上报来的案件，三法司复核时，如意见统一，则结案；意见不统一时，同样上奏由皇帝定夺。总体而言，三法司会审制度是古人为避免司法案件中的专权舞弊行为，维持司法审判的公正性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就制度本身来说，是相当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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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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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议是古代一种为官僚、贵族而设的司法特权制度。在中国古代，司法部门对于八类犯罪者无权直接审理，而是要先将情况汇报给皇帝，由皇帝裁决并减轻处罚。具体是：议亲，即皇帝亲戚；议故，即皇帝的故旧；议贤，即有德行的人；议能，即有卓越才能之人；议功，即功勋卓著之人；议贵，指三品以上的官员和身有一品爵位的人；议勤，即勤于政务的官员；议宾，一般指前朝国君的后裔中被尊为国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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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本为约定俗成。魏明帝时，首次将此写入法典《新律》，使官僚贵族的这种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保护。唐朝法律进一步规定，这8种人犯罪之后，如果犯的是“流”（即流放）以下的罪，则直接降罪一等处理；但如果是犯了十恶重罪，则由大臣议定处罚方案，最后上奏皇帝裁定。往往不能免死，只是死的方式少些痛苦，也有个别得以改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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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八类人中的贤、能、宾、勤等人只是虚晃一枪，八议特权的主要享受者是士大夫阶层，是古代“刑不上大夫”观念的制度体现，也是士大夫阶层在与皇权对峙的过程中为自己争来的特权。该特权历代都存在，但到明清两朝，随着皇权取得绝对的权威，士大夫权力减弱，八议制度就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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