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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谨以此书献给多年来我所游历过的“世界”中的所有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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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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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类文明史》这本书，缘起于我在几年前同时阅读几本历史著作时的思考。那几本书看似互相没什么关联，第一本是讲征用百万民夫修长城的中国首位皇帝——秦始皇，第二本是介绍中亚游牧民族在被蒙古帝国征服之前的生活，第三本是描写匈奴王阿提拉（Atilla）率领大军攻占罗马帝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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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本书连着读下来，我有了单读每一本所不曾有的体悟。意识到中国修筑长城与罗马帝国的衰亡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我打开了思绪。当时的中国和罗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彼此几乎没有了解，两地之间横亘着游牧民族居住的中亚草原，这里正是匈奴人骑马冲锋、开疆拓土的地方。中国一侧如果有什么大动作，比如修筑长城抵御外敌，就会在游牧民族的世界里产生涟漪效应，最终影响到罗马帝国。当然，发生在罗马的大事件也会激起层层涟漪，反向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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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兴趣的不只罗马和中国的具体联系，还有人类历史固有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推行的宗教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促使欧洲人掌握了罗盘技术；12世纪塞尔柱突厥征服耶路撒冷，竟与几百年前北欧的荒年有着微妙联系；中国明朝推行的政策埋下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伏笔；19世纪美国发明的轧棉机又极大地冲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家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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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几万年前，人类还生活在孤立的狩猎采集群体中，全然不知地球上还有其他人类群体在巡猎游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生活在一张庞大的联系网中。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体系，不过是人类在过去四万甚至六万年间不断推进的主题上开启的又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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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把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作为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同时也从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角度展开探讨。虽然人类的联系日趋紧密，但是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我们同在一个地球，却分属不同的世界。任何人所认知的“全世界”，其实只是从自己所在的“我们”的群体视角看到的世界；所认识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从某个中心视角组织起来的世界历史叙事，它可能是欧洲中心史观、伊斯兰中心史观、中国中心史观等等。至于不同史观下到底有多少种历史，这取决于世界上有多少个人群自认属于一个与“他者”不同的“我们”群体。任何两个世界的历史叙事都会基于同样的历史事件讲出不同的故事，因为如何叙事完全要看是谁在讲这个故事。要说林林总总的某某中心史观中有哪个反映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无异于声称哪种中心视角展现的是原原本本的现实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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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归结于人如何“叙事”。历史诚然关乎事实，但事实最终要形成“叙事”才成为历史。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本质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再创作。很久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们的祖先围坐在山洞里的篝火旁，给儿孙们讲祖辈的故事，有时会回忆自己那一次次改变命途的历险，有时会争论到底是谁猎杀了狗熊，有时也会仰望星空推算命理。祖先们抬头望去，看到的不是一颗颗孤立的星星，而是一个个星座，他们会说“天上也有只大熊”，又说“看，那是个骁勇的猎户”，身边的人会纷纷点头。只要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得出一只大熊和一个猎户，大家就都有了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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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不难理解，星座并不真实存在，而只存在于观星人的想象里。其实，人类所见所知的万物在某种意义上都类似星座：我们如此见到，便觉得它如此存在。人类也组成了许多星群并身处不同的思想理念星群中。物质的宇宙中有诸多星座，每个星座又由更小的星座组成，而社会的宇宙中存在的种种星群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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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星群能形成自己的意图，继而引导历史的走向。国家、家庭、帝国、民族、宗族、企业、部落、俱乐部、政党、社团、邻里组织、社会运动、帮派、文化、校园中的小团体……凡此种种皆是星群。但若脱离了文化，它们就不复存在了。如果细看每颗星星，就无法看到那个骁勇猎户的形象，社会星群也是如此，一旦细究宗族、国家、运动、帮派等等概念，看到的就只有作为个体的人和个人的观念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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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们所创造并还在不断创造中的世界，一旦脱离了人这个主体，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社会星群不像河流、岩石那样在真实宇宙中客观存在，但又的的确确存在着，像洪水、山崩一样真实。诸多社会星群真实地改造着客观世界：开路架桥、冲突战争、修船造车、航天探月……即使哪个个体离开了，星群也不会就此黯然陨落。一个社会整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被其他个体替换，但整个星群并不会因此丢了身份，断了根脉。生活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人都已作古，但是美国实力不减；一百年前的伊斯兰社会中没有哪个人活到现在，但今天仍然有一个明显可辨的伊斯兰文化社群影响着历史。人们所说的历史，其实都是文化宇宙中发生的事件。而这个宇宙里，社会星群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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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年前，社会星群在古人的想象中出现了。在熟人结成的群体中，人们对社会星群的所见所感仅限于自己身边的一小群人。现在，人类早已不是上古时期穴居的五十人小群体，而是遍及全球的近八十亿人口。没有人能拥有近八十亿人的视角，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的社会星群中的一员，视角受限于自己所在的世界。这就好像，不同地方的人在天空中看到的也不是同样的星星，即使有些星星相同，也不会完全看出同样的星座。我们在星空中能看到什么，反映了我们在大地上是谁。天穹之下不只有一个群体，而正因为人类并非同属一个群体，历史才有了发展演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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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读高中时，我碰到过一个生词“defenestration”，去查字典，得知它的意思是“将人抛出窗外”。当时我大惑不解，居然这也能成个词？为什么没有哪个词表示把人扔到阳台外、门外或是行驶中的车外？怎么单单有个词专门表示把人扔到窗户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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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缘故要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欧洲。在1618年晴朗的一天，一群罗马天主教使官来到了布拉格，那里的民众多信奉新教路德宗。天主教使官来此是要宣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诏谕：禁止路德宗信徒再在王室的土地上建设教堂。路德宗信徒们听了诏谕，愤而抓起两个使官，一把扔到了窗户外面。宣诏地点在三层，落到地面足有二十多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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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使官都没有死，这引发了各种解释和猜测：他们能活下来说明了什么呢？这要看说话的人是什么背景。罗马天主教徒将此视为神迹，证明他们果真有上帝襄助；而路德宗信徒关注的是两个使官死里逃生的实际原因：两人掉在了一大堆牲畜粪便上。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虽然都信仰基督教，但两者相逢却见不到彼此都是基督徒、同属日耳曼民族或者其他的共性。他们虽看到同一件事，所见却各自不同。他们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而这些不同的世界只有在文化范畴内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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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的基督教派别五花八门，远不止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信徒都认派内之人为“我们”，而认其他教派是“他们”。例如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同属于新教，但新教本身就包含了若干互不相容的派系，每派各有自己的世界观。充满了各色“我们”和“他们”的17世纪的欧洲就像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直接导致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连年的战乱和饥荒导致八百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但归根结底，战争的各方不是个人，而是不同的社会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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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派非要分出你死我活而不能妥协吗？他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吗？这在四百多年前着实无法想象，然而在今天，一个日耳曼裔的路德宗家庭和一位苏格兰裔的长老会教徒可能在明尼苏达州某个偏僻小镇上比邻而居，却全然不知邻居到底属于基督教的哪宗哪派，更谈不上有什么芥蒂。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完全可以在同一个读书会里谈笑风生而不会想到宗教信仰上的分歧，更没有必要担心会被扔出窗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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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因为不同教派间的差异烟消云散了，它们各自教义的差别并没有比以往更小，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同教派融入了同一种文化，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无形的、共同的“我们”。每个文明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有时是小世界融汇成大世界，有时是若干小世界交织起来构成一个大世界中各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要弄清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我们要在文化宇宙中寻求答案。或许终有一天，住在同一条街、孩子上同一所幼儿园的两家邻居不会知道也并不在意住在隔壁的是路德宗基督徒还是瓦哈比派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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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许未必会如此。人与人的交往联系确实越来越紧密，但别忘了这恰恰是靠人们不断结成许多个社会集群、团块、星群才实现的。思想和信息不只在人的海洋里荡起涟漪，也会在文化之间传递。每次跨越文化的边界，都会有所变化、有所保留，甚或有时候文化的边界也模糊起来，形成更广泛的文化整体。新的文化会从两边各取相当一部分，早前文化星群的精魂也还会生生不息地存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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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国际象棋在今天是世界性的游戏，但在公元6世纪，只有发明了象棋的印度人才玩。民间传说里，当时有个国王特别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厌烦了掷骰子、撞运气之类的游戏，想要一种玩家能自己掌控命运的游戏。一位名叫希沙（Sissa）的学者揽下这个任务，发明了一种全凭战略思考和排兵布阵能力取胜的棋戏。国王大喜，提出赏希沙以黄金，但希沙谦卑地表示只要麦子。他要求在他发明的棋盘上的第一格放一粒麦子，下一格放两粒，再下一格放四粒，依此类推。棋盘上共有64个方格，待国王真要满足希沙的要求时才发现，64格逐格翻倍，所有的麦粒加在一起要比全国一年的产量还多！希沙早就心中有数，因为他是一名数学家，而发达的数学是当时印度文明的一大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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