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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流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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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六千年，有人发现了一种极有利于耕种的环境——河流沿岸，那里每年有洪泛，随后会沉积一层肥沃的新土。这样的河流多不胜数，但其中四个大河流域尤为显眼，孕育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最早的城市文明，即分别滋养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的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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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环境决定了文明，那为什么这些文明同样发祥于河流而后来的走向却如此不同？答案很简单：这四条大河并不十分相像，而有着重要的地理差异。人类在不同的大河流域生息繁衍，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传统和思想的星群，产生了不同的世界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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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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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由两条支流汇聚而成，下游最后六百英里左右水流状况极好。尼罗河总长四千多英里，发源于非洲中部的几条小河，上游和中游三千余英里的河道流经峡谷、瀑布、湍滩，一路激流经过一连串大瀑布，这样的河道滩浅浪急、时有狂风，完全不可能行船，步行涉水也无法通过。而过了大瀑布群之后的下游，才是孕育了埃及文明的尼罗河谷地。尼罗河下游水阔流深，波澜不兴地一路向北流去。在这平静的水面上，终年吹着向南的微风。人们在河上行船，撑上帆就随风向南，收起帆则顺流向北。这样的条件让人们能沿着河流分散而居，而不用聚集在一个个孤立的城镇。在不断交流互动中，人们形成了相同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整个流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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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突出特征，尼罗河的另一个特征让它所养育的聚落得以很好地保全：由于上游的大瀑布群很难穿越，南方的蛮匪很难来这里滋扰。此外，尼罗河流域以东地形崎岖且气候干燥，几乎没什么人烟；西边是广阔的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强邻威胁。所以古埃及人只需要守住尼罗河入海口三角洲的这一小块地方，居住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狭长地带的其他人就能无忧无虑地生产劳作，蓄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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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环境滋养的单一文化中，人们愿意团结协作，兴建庞大的水利工程。尼罗河泛滥时，洪水会一直漫到河谷两侧的山脚下，于是两岸农民修建起水坝、水库、河渠，在洪水期蓄水，再根据农时定量放水以满足田地全年的灌溉需求。在工程组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指挥体系，指挥权层层向上，在顶端的决策者就有了神一般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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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泛滥虽有明显的规律，却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出现洪水稍欠的年份，人们不禁会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少做了什么事？一边是强大的中央集权，一边是人们认识和影响自然的追求，两个因素碰在一起造就了古埃及文明中最显赫的人物——被人们视为神的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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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视法老为神，其本人当然受用，于是也自视为神。而我作为理性的现代人，忍不住要就此联想一番。比如，法老要是感冒了，人们会怎么想呢？哪有神会一觉醒来浑身乏力的？但我知道，在当时的埃及肯定没人动过这样的念头。个人的思想是社会塑造的，而古埃及社会需要当时的人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法老的需求、愿望乃至任性都得到满足，洪水就会如愿而至。当然，现实中没有哪个人的所有愿望和任性都能永远被满足，所以这个假设条件也就无法证伪。古埃及正需要一个无从证伪的信念，才能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齐心修水利，如果有人胆敢质疑，就是威胁了所有人的安全。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去当威胁所有人安全的罪人。质疑会危及这个社会星群的内部秩序，所以社会是不欢迎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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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经营、维护水利灌溉系统让无数人在一年当中的一段时间内有事可忙，但其余时间里无事可做。这肯定不是好现象，因为组织有素却无所事事的壮劳力会酝酿骚动。那么，一边是庞大的劳动人口需要找事情做，另一边是神一般的法老有各种需求需要被满足。这两个因素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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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是金字塔——无数人力的汇聚，只为一人打造身后荣华——还有庞大如山的纪念庙宇和雕像。水利工程、法老、层级体制、金字塔……古埃及文明中这些最突出的元素都源自这个文明最强的心跳：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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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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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在尼罗河三角洲正东大约1 350英里处流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发源于土耳其的群山中，相隔平均50英里，近乎平行地一路向南流去，流过今天的伊拉克地区，一直到快入海处才汇流合一。两河流域没有尼罗河那样的大瀑布群分开上游和下游，有些河段可以行船，有些不能。河上风向多变，下游还有很多沼泽地。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形成全流域连绵单一的文化，而是出现了很多散落的村庄群，各有各的祭祠神庙和信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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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没有人能赖以庇护的地理屏障。大河滋养了农耕，且当地的环境同样适合游牧，所以农民必须时刻提防可能从任何方向入侵的劫掠者。没有地理屏障，村庄里的人就自己修筑卫墙，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就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观，形成了很多有卫墙的城池，进而发展成了善战的小型城邦：乌鲁克、阿卡德、拉伽什、基什……每个城邦都有自己训练有素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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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发现，一旦培育出了修筑工程的劳动人口就必须让他们有活儿可干。而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发现，一旦有了军队就要不停征战，否则无仗可打的军队会产生内讧。于是，这里的统治者们不是在抵御外敌入侵，就是在沿着河流向上下游征讨邻邦。古埃及人修建了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人则建立了王朝。战胜的首领统治若干城邦，得以拥有和调动更多资源，由于城邦需要更强大的军队来保卫，反过来又挑起了更多战事。大约四千三百年前，基什城邦的王——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部分的城邦，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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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听起来，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凄惨、煎熬又短寿，但其实他们的生活如同燃放的鞭炮一样充满生机和创造力，起码在我看来，要比平静内向的尼罗河文明热烈得多。在埃及人建设丰碑式的雕塑和墓葬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在热火朝天地制作器物、发明东西，忙着打交道、谈买卖，也编纂律法，也作奸犯科，还有人忙着唱曲、交欢、偷盗、八卦、争吵……这片土地上的众多城邦中既产生了勇于开创的个体主义，也鼓励了不畏竞争的多元精神，这成了后世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基本特征。仔细想想，这难道不应该是必然的吗？这里的大河本就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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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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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孕育了世界上最早出现却最晚被发现的伟大城市文明之一。直到20世纪初，几乎都没人知道印度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就诞生了文明，并在其巅峰时期产生过两座早已湮灭在历史中的辉煌城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1] 。19世纪，英国人在这里修筑铁路时甚至还用过印度古文明时期烧制的砖块，却从没想过那些砖块竟会如此古老。哈拉帕文明鼎盛之际，也是古埃及人修筑金字塔之时。当时印度河流域的确可以用“鼎盛”来形容，方圆数千平方英里的谷地中有一千多个城镇，生活着约五百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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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文明繁荣的关键是水源。印度河的源头有很多细流，涓滴汇流形成五条主要支流，在阿拉伯海入海口以北几英里处汇成一条大河。整个流域河网密布，灌溉便利，适宜耕种。丰沛的水源让这里毫不缺少闲情逸致，哈拉帕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艺术、手工以及工程能力，成规模的城镇像今天的城市一样有整齐的规划，因为水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城镇里还建设了很多浴场和供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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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的河道有一点恼人，即时常会无故改道。河流流经土质松软的地方，缺少岩石和沟谷约束流向时就会如此。在哈拉帕时代，印度河本来由六条支流汇成，但最大的一条支流后来消失了，只剩下五条。所以，虽然河流谷地里土壤肥沃、生活富足，但这里的人们恐怕也会有盛久必衰的忧患意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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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地理特征也给这里的文明烙下了印迹。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矗立在印度河流域旁侧，山的那边是非常适合放牧的高山草甸。游牧部族曾在历史上多次冲出山隘进入谷地，或劫掠城镇，或互市贸易，一有机会就落地生根，他们构成了这个地区历史演进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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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千五百年前出现了一次游牧部族出山的浪潮，而此时哈拉帕文明正渐渐式微。新来的移民以往生活在辽阔干燥的草场，现在却来到人口稠密的谷地，而这里人们的思想、饮食、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形成于水源丰沛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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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游牧部族就像一本书中突兀的插页一样格格不入。哈拉帕人已经是城市文明的居民，而新来的移民还是乡野之人：哈拉帕人懂得烧制尺寸均一的砖块来修建大房子和谷仓，而新移民只会用泥坯、竹子和草根搭盖小棚屋；哈拉帕农民已经发展出了规模农业，而新移民只会放牧和小农生产，他们以马代步和驮运，以铁制作工具和武器，靠着焚毁森林形成牧场和小块农田；哈拉帕人有生育崇拜，诸神中的很多宗教偶像都是女性形象，而新移民的崇拜对象都与其过去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关，主要是寄寓自然神力的风神、雷公、太阳神、火神等男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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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记忆中没有确定的故乡来处，于是也就没有寻祖归宗的想法，只有一切向前的惯性。他们向东迁徙，在所到之处建起村庄。有些人再去更远的地方开疆拓土，建起更多同样的村庄。这些人到达恒河谷地，在一片曾有过更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此地灰色陶器文化层之下存在一层黄色陶器层，这证实了更古老文明的存在。这里的先民可能使用与印欧语系截然不同的达罗毗荼语系，这种语言应该是源自非洲，漂洋过海抵达印度南部，再从那里向北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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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移民称为吠陀人，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名为《吠陀经》的宗教赞美诗，流传至今的就有数千篇。被称作“婆罗门”的教士们背诵了这些赞美诗，然后逐字逐句口口相授，代代相传。《吠陀经》中对古人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比如它记载了一种关于神秘饮料“索玛”（soma）的仪式，“索玛”由某种植物制成，只有教士才掌握制作和饮用这种饮料的方法，他们视之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仪式，甚至把索玛神尊奉为主神之一。话说回来，这样的吠陀文化从南向北扩散与另一种文化交汇时，就种下了印度文明开花结果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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