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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提出，业力是宇宙间的铁律[1] 。每个行为都会引发与之相对的反应。种下善因，方得善果；伤人作孽，终将遭劫。报应总会降临，虽然未必会在此生显现，但业力会跟随灵魂转世投胎，决定来生的灵魂是升天还是堕落。积善业的灵魂将在若干来世中不断上升，最终脱离苦海，逃出喜而生、凄而衰、哀而亡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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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一样，印度除这个主体叙事之外，一些思想家还开创了略有不同的其他思想。耆那教的先知摩诃毗罗（Mahavira）主张，人们戒色欲、戒暴力、戒贪念，则可以脱离轮回的苦海。另一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是被后世尊为佛陀（梵语Buddha，意为“觉醒者”）的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他的贡献不在于哲思理论，而在于探求如何在现世修行，跳出无边的轮回。佛陀不鼓励信众以钉床为卧榻那般出世苦修，而教导人们处世清净有度，修习冥想。冥想能让人放下欲求执念，而执念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放下方能涅槃、得道，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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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类似，佛陀并不言说神明。当弟子问及超自然力量时，佛陀回答：这个问题并无益于得道。他将自己比作医生：众生皆苦，佛送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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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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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文明鼎盛的同期，在奥克苏斯河北岸河中地区的大草原上生活着一个游牧和小农耕种的部落，他们自称“雅利安人”，在其民族语言中意为“高贵的人”。大约四千年前，这些人开始从河中地区向南和向西迁徙。南迁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继承了哈拉帕文明的余势成了吠陀人，而西迁的一支则进入伊朗［Iran（伊朗）和Aryan（雅利安）两词本为同源］，融入当地人。随着吠陀人和伊朗人在地理上的分离，文化也出现了分流。雅利安人使用的语言在南支发展成了梵语，在西支则成为阿维斯陀语。他们的赞美诗在印度成了吠陀经，在伊朗则演化为《阿维斯陀》[2] 。吠陀人有种仪式需要使用一种今天已无从考证的植物，名叫“索玛”，阿维斯陀人也有类似的仪式，使用的植物也是如今无从知其详的“豪摩”（haoma）；吠陀文化中有一群专事宗教的人士被称为“婆罗门”，阿维斯陀人中也有同样的一个群体被称为“博士”（Magi）[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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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吠陀人的神中，一种是“提婆”（deva），另外一种是“阿修罗”（asura），提婆善良，阿修罗邪恶。而阿维斯陀人也相信神分两派，即“魔鬼”（daeva）和“阿胡拉”（ahura）。显然，这两组神源起同宗。但有趣的是，吠陀文化的两类神在伊朗的阿维斯陀文化中角色对调，善良的神反而成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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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的雅利安人进入了自然资源丰饶的环境，他们信奉的神逐渐分化出成千上万身份不同的个体，反映了印度思想演变出的种种细微之义。如果要选一个词描述印度的众神体系，最恰当的莫过于“多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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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伊朗，最初的雅利安众神出现了不同流派，诸神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至最终形成两大群体：要么是善良的阿胡拉，要么是邪恶的魔鬼。古伊朗人眼中的世界不是多元的，而是二元对立的，是由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真与假、善与恶等对立面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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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的一些古老神祇在印度地位渐衰，却在波斯得到了尊崇，有些还成了主要的神。例如，阿格尼（Agni）是雅利安神话中的火神，在阿维斯陀文化中成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即造物者，也是光明与生命之神。另外，密特拉（Mitra）在吠陀文化中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神，但在波斯却被尊为光明神，其地位与神力仅次于阿胡拉·马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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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拉是一个怎样的神呢？他掌管契约。这乍看之下有点奇怪，为什么契约之神会如此重要，成为宇宙中仅次于造物者的重要角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找答案。正如生育之神对农耕社会十分重要一样，在一个靠贸易通商组织起来的社会，契约之神地位自然崇高。在伊朗高原，往来的商旅串联起城市，社会正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在运转。人们经常要跟一生可能只会见一次面的人打交道，但只要双方都诚实相待、信守承诺，就会一切安好。反之，撒谎和违约将动摇整个世界的秩序，正像旱灾与绝收会危及农耕社会一样。如此看来，一个主诚信的神在众神之中居于高位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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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斯陀文化中的众神逐渐分为两极后，在这个社会星群形成了能全局性解释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魔鬼是祖神，他们生下了阿胡拉，但又担心后代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要杀死阿胡拉，阿胡拉愤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生命的意义就在这场斗争之间，世界既不是静态的同心归一，也不是简单的分层构造，而是有着戏剧性的本质：世界是一个舞台，一场宿命的大戏在此上演。时间既不是周而复始，也不是虚无幻象，而是线性往前。同每个故事一样，这出大戏也有开篇、发展、结局。当下正是剧情发展的中段，而结局很快就会到来。没错，结局很快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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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先知将这些认识提炼成了一套思想体系，正像孔子在中华文化的叙事中创立学说、印度教圣人在印度开创宗教一样[4] 。琐罗亚斯德生活在何年今已无法考证，可能早至公元前1200年，也可能晚至公元前600年。传说他在三十岁前是一个鞋匠，也可能是铁匠或其他什么手艺人，我们不得而知。有一天，琐罗亚斯德感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召唤，于是爬上一座山去见火与造物之神。在那里，阿胡拉·马兹达降谕给琐罗亚斯德，令他昭告全人类：阿胡拉·马兹达远高于其他诸神，人类只应尊此一神。但是，阿胡拉·马兹达深陷和其神力相当的黑暗之神阿里曼的斗争中，在这场宇宙混战中，人类被裹挟在善与恶之间，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在助力其中一方，每个决定都事关宇宙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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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人有自由意志，能做道德选择，每个人的种种选择构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待到时间的终点，阿胡拉·马兹达将赢得最终胜利，所有跟他站在一边的人将有永福的来世，生活在花繁木茂的独立花园中。这样的花园在干旱的中亚非常稀少，让人心向往之，阿维斯陀人称这种花园为“pairidaeza”，意为“封闭之园”，现代波斯语中的“firdaws”一词即源于此，而它的英文形式读者或许更为熟悉——paradise（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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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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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习惯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埃及的这片弧形地区称为“新月地带”，这一地区连接了尼罗河流域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两大最古老的城市文明。在这两大历史悠久的交流区之间的地带，农耕和游牧皆宜，因此自古往来人口众多，在整个区域形成了稠密的贸易网络。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有自己的一套主体叙事，而往来于新月地带的人们又形成了另一套叙事体系，承续了这两大古文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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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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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说过，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无数城邦，长年战火不断。王国兴衰更替，帝国壮大又瓦解，游牧民族攻陷城市夺取权力，嬗变为城市居民，然后再被下一波游牧民族侵略征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可能产生像印度人那样认为万物恒常、宇宙恒存的世界观呢？颠覆性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几乎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战乱之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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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生活着诸多闪米特语系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迪亚人、阿卡德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等等。早在中国的商朝建立殷都之前的一千年里，远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些民族就一直在互相征战。同时，使用非闪米特语系的其他民族也从小亚细亚和东部高地地区不断迁入这片已然十分拥挤的土地，这其中有赫梯人、胡里安人、米坦尼人、加喜特人、埃兰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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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总有新的帝国诞生，每一个都比之前更加强盛。但这些帝国却不像中国那样仅仅改朝换代，至少不会有人把它们理解为同一帝国的朝代更迭。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权力的中心不断转移，此消彼长，轮流坐庄。在众多城邦和部族的不断争斗中，人们保持着坚定的“单一主神信仰”，即相信多神的存在，但只尊一神为偶像。每座城邦有自己的护佑神，且其都是人格化的，有具体形象、脾气秉性、规矩要求等等。每座城邦都有中心神庙，是护佑神的居所，护佑神以塑像或牌位长居在此，庙中祭司日常为神像供奉、洒扫、沐浴，并定期将护佑神请出巡城，接见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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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历史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戏剧性，人世间发生的种种都是神界冲突交锋的体现。如果甲城征服了乙城，人们会认为是甲城的护佑神打败了乙城的护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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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在这出戏剧中处于什么地位？答案是侍奉者。神之所以造人，是为了获得人的供奉和服侍。凡人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能实现生命的意义，这个角色就是神的侍奉者。为了侍奉得更好，凡人需要揣摩自己的护佑神想要什么。一些城邦在交战中落败，人们不会因此质疑其护佑神的存在，只会觉得是因为有的神法力更高，或者因为城邦居民做了什么错事，疏忽怠慢了自己的护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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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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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地带的另一端，我们已经知道，在绵延千里的大河沿岸，环境造就了一个相对单一但内部交往充分的民族。在尼罗河文明的世界中，人们信奉很多神，不同的神对应着不同的力量与观念，又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也因此运转不灵的）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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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故事的反复发生。远方的某处有一个祖神，将混乱永恒地阻隔在外。祖神的两儿两女结为两对夫妻，一对善良，一对邪恶。“好儿子”奥西里斯率先统治了世界，但后来被自己的胞弟即“坏儿子”赛特杀害，又被肢解抛尸。奥西里斯的姊妹兼妻子艾西斯找回了尸体碎块并拼合在一起，让自己怀上了孕。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后来成了拥有神一样地位的法老，维持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的正常涨落。每年，随着尼罗河洪水泛滥又退却，这样的故事情节反复出现并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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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人看来，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而是两界之间的一道大门。他们相信，只有很少的人能进入来世，而来世要比今生幸福得多。人们此生寄寓在肉体之中，来世也还将是肉体。但在埃及人的叙事中，人体内有一种像鸟一样的存在，叫作“卡”（ka）。如果体内没有健康的“卡”，人就不能通过重重考验从今生进入来世。“卡”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今天很多人都相信的“灵魂”，这样的概念听起来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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