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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源于希腊文明的完形，又反映这个文明的完形[6]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说拿到当时的中国不会受欢迎，同样，孔子的儒家学说也不会出现在古希腊，佛陀不会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涅槃，以此类推，皆是这样。毕竟，主体叙事是统一的整体，其中的一些部分会加强另外的部分，整体中的连贯一致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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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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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力即karma，是印度教和佛教中重要的概念，包含了因果轮回、来世报应等理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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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斯古经中至今尚存的赞美诗极少，但在其中能找到与吠陀经中近乎一致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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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琐罗亚斯德教的“magi”（博士）一词是今天英文“magician”（魔术师）一词的词根。《圣经》中有三博士朝圣的故事，讲了三位东方的博士为刚降生的耶稣献上礼物，他们三人即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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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教出现前中东和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祆（xiān）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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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诺亚方舟的“方舟”一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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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形（gestalt）一词由20世纪初期一个研究认知阈值（thresholds of perception）的德国心理学学派提出。该学派偶然发现，人在能识别一个包含若干部分的构架后，就会停止对部分的认知转而将其视为整体。这个整体自成一个单体，此为完形。例如，人们会把由一百个点沿圆周排列组成的图案看作一个圆圈，即使擦除几个点，仍会把它认作一个圆圈。完形有自己的身份和连续性，如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所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的总和”（并非简单的“大于”，而是“不同于”）。完形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断有新知，又有遗忘，却并不改变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因为这些增添和减少不会改变个人自我这个完形。这一现象还能解释为什么当出现信息的矛盾或信念的龃龉时，人会经历认知冲突并会主动减少这种不适感，因为人必须保持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样，这也能解释为何每个社会都倾向于剔除与主流叙事相冲突的思想而欢迎与之相一致的思想，因为作为社会星群也必须时时主动维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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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第二部分 同一个地球，很多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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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拓展了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使人类的世界越变越大。车轮、战车、马路、文字等发明的出现让更多人能在更远的距离取得联系。人们各自所处的网络在扩张中重叠碰撞，有时还会结成人、故事、意义和思想组成的更大网络。到一定程度，决定谁与谁交往联系更多的要素就不再是地理条件而是统治范围。以金钱为溶剂，以军事力量维持秩序，帝国形成了。而诸多小区域的叙事融合成统一的主体叙事，把很多很多人组织成一种超越地理因素的社会整体，比任何部落、君主国乃至帝国都更持久。由此形成的庞大、内向的网络就是世界尺度的文明，而每一种文明都视自己为历史的中心。诸多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认为自己之外的文明都只是历史的配角。在不同文明重叠碰撞的地方，有些相互矛盾的叙事会慢慢融合在一起，通过对原有内容的扬弃，形成新的自洽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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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6.国家的5M要素：通信、数学、军事力量、金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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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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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就像一个个思想的云团，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文明太过宏大和模糊，因此人类不会在这个尺度上直接形成意图或实现计划；而宗族等亲缘集体的尺度又太小，难以承担像治理尼罗河或在黄河沿岸开垦梯田这样的大型工程。为了探索如何在更大规模上应对环境，人类需要一种以分工和规则为基础的中观尺度的社会组织样式，于是国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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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出现将“社会云团”转变为“社会细胞”，强化了“圈子效应”。就像每个细胞都有细胞核和细胞膜，国家也有其统治权威和国界——虽然有些国界不一定很清晰，但在一国的外围总有一个区域能区分哪里是内、哪里是外。一个国家的有序运转需要若干重大机制，例如，国家从形成起就需要通信等实际机制来维持凝聚力和整体性，这里的通信机制是指人们为了向其他人传达思想、愿望、意图等所做的一切努力。一个国家的实力和规模会受其国民间交换信息的速度和效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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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狩猎采集时代，每个人都只是很小的劳动群体中的一员，所有必要的信息都可以面对面地传递。群体成员在白天可以各寻去处，但到晚上都会归来团聚。如果要把某件事告诉某个人，只需要等待日落见到对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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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群体当中不再是每个人都互相熟识，例如就没有人能认识尼罗河流域的每个居民。因此，维系国家完整的种种信息需要通过传导链来传达，即一个人把消息告诉另一个人，这个人再继续传给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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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尼罗河流域兴修和维护水利设施这种大工程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协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协调不好，整体工程就无法成功。因此，国家得有一个中央决策者来协调成千上万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就像大脑支配肢体一样调动众多劳工。这个规模的信息传递不能简单靠一个人到下一个人的口口相传，而必须是一个人到很多人再到更多人的信息传递模式。这样才能保证一个中央权威——不管是法老、国王、酋长、大主教、元老院还是别的什么——能把信息传达给共筑大业的千千万万人。这样看来，很多早期文明都修建过金字塔就不足为怪了：埃及人将其作为高贵的陵寝，美索不达米亚人将其作为神庙，玛雅人则将其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高台。我大胆推测，当时人们之所以热衷金字塔，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象征力量，彰显了人类文明的某种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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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中心要向散布在辽阔疆域的人们传令收报，速度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消息到达接收者那里需要两天，回复又至少需要两天，这就形成了四天的延迟。四天足够发生很多事情，等统治者的政令传达到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了一个权力中心可以统治多大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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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000年，社会还不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发布的政令经过两天大概仍然有效。但即使在慢节奏的古代，时效也总有一个临界点，超出时效的中央命令在到达边疆时就会与现实情况脱节。这个临界时效是多久呢？三天？还是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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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假定是七天。不管权力中心多么强大，生活在信息七日可达的半径以外的人就不在权力中心的控制范围之内了。这样的遥远地区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人们等不起中央命令，必须有更近的人尽快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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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工具的重要意义就凸显出来。狩猎采集时代，通信技术根本无从谈起，信息传递的极限就是人步行一天能到的范围。一个身强体健的人大概能在一周之内把消息带到80英里外的地方并带回回复，但这要求他日复一日、不间断地赶路，倘若中途要跋山涉水、打退野兽或者迎战匪帮，就很难达成这样的理想速度。所以在史前时期，最强大的部落首领统辖的范围半径也不会超过3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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