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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尼罗河流域兴修和维护水利设施这种大工程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协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协调不好，整体工程就无法成功。因此，国家得有一个中央决策者来协调成千上万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就像大脑支配肢体一样调动众多劳工。这个规模的信息传递不能简单靠一个人到下一个人的口口相传，而必须是一个人到很多人再到更多人的信息传递模式。这样才能保证一个中央权威——不管是法老、国王、酋长、大主教、元老院还是别的什么——能把信息传达给共筑大业的千千万万人。这样看来，很多早期文明都修建过金字塔就不足为怪了：埃及人将其作为高贵的陵寝，美索不达米亚人将其作为神庙，玛雅人则将其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高台。我大胆推测，当时人们之所以热衷金字塔，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象征力量，彰显了人类文明的某种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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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中心要向散布在辽阔疆域的人们传令收报，速度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消息到达接收者那里需要两天，回复又至少需要两天，这就形成了四天的延迟。四天足够发生很多事情，等统治者的政令传达到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了一个权力中心可以统治多大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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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000年，社会还不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发布的政令经过两天大概仍然有效。但即使在慢节奏的古代，时效也总有一个临界点，超出时效的中央命令在到达边疆时就会与现实情况脱节。这个临界时效是多久呢？三天？还是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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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假定是七天。不管权力中心多么强大，生活在信息七日可达的半径以外的人就不在权力中心的控制范围之内了。这样的遥远地区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人们等不起中央命令，必须有更近的人尽快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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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工具的重要意义就凸显出来。狩猎采集时代，通信技术根本无从谈起，信息传递的极限就是人步行一天能到的范围。一个身强体健的人大概能在一周之内把消息带到80英里外的地方并带回回复，但这要求他日复一日、不间断地赶路，倘若中途要跋山涉水、打退野兽或者迎战匪帮，就很难达成这样的理想速度。所以在史前时期，最强大的部落首领统辖的范围半径也不会超过3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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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类驯化了马匹，这带来了社会政治格局的革命性变化。马的速度可以达到平均每小时8英里，平均一天可以跑64英里。按此计算，信息控制的半径约达430英里。当然，古代的信使即使有马当坐骑，也要跋山涉水，面临艰难险阻，那我们不妨保守估计，将半径减少到350英里，这应该是当时国家的最大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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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且慢，随着长途贸易的发展，人们开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逐渐改造本地的环境，减少了野兽侵扰和匪帮袭击的可能性。技术的进步和设施的完善逐渐提高了信使骑马的速度，国家的疆土边界也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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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索不达米亚，公认最早的政治单元是约五千五百年前的乌鲁克城邦，其统治者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他是世界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主角，史诗应该就是根据他的真实生平而写。乌鲁克四面有6英里长的城墙，算下来吉尔伽美什直接控制的城邦面积不过3平方英里，但他的实际势力范围还包括城市周围的不少土地。最终，乌鲁克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南北约150英里，东西大概50英里——这几乎是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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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在吉尔伽美什时代之后一千年，又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阿卡德的萨尔贡缔造了一个从东南到西北纵深约1 000英里、幅员约308 000平方英里的大帝国。这之后八百年，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治下的疆土要比萨尔贡的阿卡德帝国还大两成。又过了八百年，亚述和巴比伦的帝国面积约达到了阿卡德帝国的两倍。帝国疆域扩大的背后，是通信速度的加快、技术的进步和设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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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信息的传播速度只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信息的保真。口耳相传的信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讹误。大家都知道聚会时玩的传声筒游戏，一圈人逐个低声向相邻的人复述信息，由最后一个人把听到的信息公之于众，首尾两端的差异常常离谱到令人忍俊不禁。信息传递链上的环节越多，信息的损失和讹误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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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记诵的能力在古代非常重要，但主要被用到了背诵宗教经典上。把纷繁社会中的日常交流都背诵下来显然不现实，于是人们发明了文字作为语言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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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前2000年，人们已经可以使用楔形文字传递和接收信息。楔形文字由笔画和符号组成，刻在湿陶土上，待其风干后留下文字印迹。楔形文字的起源很可能出于贸易需要，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就是刻在商人给商人的容器上，记录了容器里所装是何物品以及数量多少。这样的信息让收到容器的人能知道其所收即为所寄，为了让交易顺利进行，这种保证对双方都很重要。例如，负责递送的仆人拿着标有“珍珠十二颗”的盒子，就不能佯称东家送来的是十二粒葡萄。早期的楔形文字记录了面包、谷物、啤酒等这一地区常见的贸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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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文字应该是脱胎于人对事物外形的描摹，但被广泛应用后，其符号形状就不再完全对应所指之物。其实这本来就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商业网络中往复流转的货品总共只有那么多种，内行人都认得出并记得住每个符号代表何物。所以文字的写法并不用照顾符号和意指之物的形似，而是要考虑书写的简便快捷性。由于当时人在陶泥上刻画所使用的是尖棒，直线与楔形自然在这种文字中占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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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与此同时，埃及出现了源于宗教的象形文字。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庙宇的墙壁和达官显贵的坟墓上，记录着真实的或传说中的事件，有点类似今天的连环画。后来，图片渐渐被简化和抽象，演化成了能代表一类事物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仍然与其所指的事物之间比较神似，光看外形也大约能猜出意思，例如表示太阳的符号就像太阳，表示人的就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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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腓尼基发生了一次文字理念的飞跃。腓尼基人以海上贸易为生，常年与说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因此他们发明了若干符号，并不用来描摹世间难以穷尽的万物，而是表征人的发音，这样只需要几十个音即可。有了这个工具，腓尼基人就可以记录下每个新去地区的人们如何问好，下次再来时就会用对方的语言跟人问好，愉快地开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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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的这套符号系统最大的优点是简单，它使用为数不多的音素（发音的最小单元）就能拼出无限多的词汇。有了这套文字，人们不仅能记录异域的人们如何问好，还能记录自己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想法，即便这个想法此前从未出现过，只要能说出来就有办法记录。而且但凡他们的字写得别太潦草，事后再看时总能辨识出所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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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文字功能非常强大，拼音的理念也影响了该地区的其他文字系统。腓尼基人的这套文字启发了地中海沿岸从黎凡特到伊比利亚的各地纷纷发明自己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用于宗教没有问题，但用于日常沟通，特别是在埃及这样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社会就显得太过麻烦。于是产生了一套与之并行使用的简化文字系统，叫作“僧侣体”（hieratic）。宗教文本仍然使用象形文字记录，但书信、契约、政府文件等都使用求快不求好的僧侣体文字。从此，僧侣体文字就像图文字谜（rebus puzzles）一样被用起来了。可能有读者不知道什么是图文字谜，举例来说，英文中的“sun”（太阳）和“son”（儿子）两个词发音一样，那就可以用太阳的图案代表“son”这个字母组合。这样，名叫“Carson”的人就可以把名字拆成“car”（汽车）和“son”两部分，用汽车和太阳的组合图案表示自己的名字。这些图案只代表所指事物的发音，渐渐地象形文字也走上了拼音演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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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体虽然写起来比象形文字快得多，但仍然基于象形描摹，总共有几千个不同的字，学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僧侣体慢慢成了只用于宗教文本的文字，同时又出现了另一套更简单、以发音为基础的“通俗体”（demotic）文字用于日常交流。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占领埃及之时，通俗体已经演化成了一套完全基于拼音字母的文字，跟腓尼基人早期的拼音文字道理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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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出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中国文字没有走上拼音演化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与埃及象形文字类似，也起源于描形的图案，每个符号都是对所代表事物的抽象描画。比如，“木”就是一棵小树的形状。这种文字系统对黄河流域分散而居的聚落社会非常有用，因为聚落之间相隔太远，各地的口头语言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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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象形文字又演化出了会意文字，这类文字不仅能代表实物，还可以表示“爱”“法”这样的抽象概念。我们可以把会意文字当作数学符号来理解：一个说法语的人和一个说俄语的人看到同样的数学符号，比如3或者7432，可能读出来有所不同，但从中得到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意义和发音就这样分离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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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这种演化，人们甚至可以用文字表达一些口头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这样，书面文字本身也成了一种语言。能脱离所有口头语言而单独存在成了文字语言的优势，比如，一个权力中心可以使用书面文件统治众多说不同语言的人。这将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激荡出经久未平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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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官员的需求不但催生了书面文字，还催生了数字的发明。商人把十二颗珍珠装进盒子里时，盒上的文字除了写“珍珠”还得说明数量。最早的楔形文字对数学信息和语义信息并不加以分别，如果一束麦穗的图案表示“大麦”，三个这样的符号并列则代表三捆大麦，但要如此表达五十六捆大麦就很不方便。因此，数量的概念从事物的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可以用单独符号表达的内容。这样，数学其实也成了一种语言，一种特殊的、能跨越文化边界而不发生意义变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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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通信比作社会这个生命体的神经系统，文字就是它的记忆细胞。然而社会生命体并不能仅靠一个决策者向许多下级发布信息来维持，社会星群与人类大脑类似，核心并不在哪颗星或哪个人，而在于整个体系的协同自洽。这样，社会生命体才不仅有信息的流通，还有货物的流转。一个社会，不论多么原始，一定存在人们交换货品和借他人的技能为己所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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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认为最早的社群中有以物易物的经济。比如，甲会花一整天时间捕鱼，乙花一整天做鞋，甲需要鞋时就拿一条鱼来和乙换，反之亦然。根据斯密的理论，由于这样直接交换太不灵活，人们才发明了钱。但最初，为什么会有人每天心无旁骛只顾做鞋呢？另一个人又为什么只捕鱼？斯密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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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斯密的理论相悖的是，目前还没发现哪个社会以他所说的易物经济为基础。钱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是跟语言一样在人类交往中自然出现的产物。钱也并非一种实物，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人真正想要拿牛去换钱币，而是想用得到的钱币再换来牛车。钱只是把牛换成牛车的一个媒介，它将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质从蕴含价值的实物中分离出来，跟数学符号将量的概念从具有量的特征的事物中独立出来的道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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