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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世界中，相信凡人可以成神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多神教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偶像。比如，赫拉克利斯和阿喀琉斯之所以有超人的能力，是因为父亲是神而母亲是人。而就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同一时代，罗马的精英也在宣扬奥古斯都大帝已经成神。所以基督教并不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对立面，而是与这一文化当中的诸多其他文化形式一起竞争。反对基督教的罗马人相信凡人可以成神，但是拒绝承认世上仅有一神。而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则相信世上只有一个神，并且不承认这唯一的神是耶稣这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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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正是诞生在这两个显然矛盾的叙事相遇之处，它结合了两边各自的一些观念，并排除了其中不合适的部分。公元74年，这场新运动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折。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的九百名犹太反叛者没有屈服于罗马，而是选择集体壮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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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基督徒中从犹太教改宗而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原来不信教者的皈依。犹太人一直在同罗马抗争，争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新皈依的基督徒却无暇做这样的斗争，仅仅是加入基督教就已经招致罗马政权的不少刁难了。他们从来就不是犹太人，为什么还要承担罗马政权对犹太人的仇恨呢？在此背景下，耶稣对基督徒的告诫“让恺撒的归恺撒”有了新的含义，凸显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分别[1] 。希腊—罗马文化中不信教的人本主义者很容易接受世俗与神界的二元分野，但黎凡特文明中的犹太教徒却理解不了怎么能“让恺撒的归恺撒”，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是恺撒的，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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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犹太教一直像是悬浮在罗马世界诸多社会星群中的一个密闭气泡，而基督教则凭借两个优势像野草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其一，基督教符合希腊—罗马文化中认为人神两界并存但截然有别的理念；其二，基督教的受众很广，其内容与罗马帝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听到古罗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浴场、宴会，华贵的器皿中盛满剥好的葡萄——但葡萄皮可不是瓜熟蒂落自己脱掉的。奴隶制在古代各个社会都稀松平常，但罗马人对奴隶的使用远超其他社会。罗马的奴隶不仅仅是供使唤的下人和寻欢的工具，还被当作劳动机器，要从事采盐、凿石、撑船、犁地等各种繁重劳动。罗马自由人当中，如果谁拥有的奴隶不到四人就会被视作贫困户，而富人可以一人拥有五万名奴隶甚至更多。奴隶制其实是罗马军事治国的必然产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不断远征，收服新的土地，把成千上万的俘虏送回国内。到耶稣受难时，奴隶人口已经超过罗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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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再想想，一个罗马人如果想通过做工维持生计，能要求多少报酬呢？不管他有偿做什么工作，雇主总可以找到免费的奴隶来做。最终结果是，罗马绝大部分人口要么是奴隶，要么是极度贫困的农民，要么是栖身拥挤的贫民窟中无事可做的群氓，国家免费提供娱乐和吃食以防他们惹出什么乱子，但也不过是发些勉强充饥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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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共和国全盛时期，传统的多神教能解释日常所见的种种，因而贵族大多信服。他们遵守多神教的仪式，传播其理念。同时，罗马人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建起了繁荣的城市。富人愈发富裕，很容易认为穷人之所以穷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败者就该有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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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奴隶和乞丐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从公元元年开始，多神教叙事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毫无意义。正当此时，基督教出现了，它告诉人们现世只是一场考验，是为了决定人们死后将去往何处、过何种生活。最贫穷、最卑微、最受欺凌的人们会通过考验，死后会永远居住在幸福的天国。而罗马贵族大多是通不过考验的，他们要想进入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在基督教的叙事中，世间一切都有了意义。看吧，这就是叙事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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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多神教的罗马政权为了扑灭基督教的星星之火，开始举行狮子撕咬基督徒的公共娱乐表演。这种表演可能并不经常举行，但是哪需要太多次呢？人们看到狮子大口吞吃一个束手待毙的人，这样的场面必定口口相传，像星火燎原传遍各处。这其实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因为它完全体现了恐怖主义的逻辑：破坏和杀戮只是手段，达成目的真正靠的是由此挑起故事和报道，刺激人的情绪，让人心生恐惧。诸君请看，这也是叙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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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斗士与狮子相搏的场面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叙事。罗马人通过展现暴力，昭告人们“我们能以最恐怖的方式消灭你们”。而基督徒殉道者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平静，宣告着“死是基督徒进入永生的大门”。国家可以制造让人恐惧的故事，却无法控制人们从故事中听出什么。殉道者甚至在被狮子吞噬时还高声歌颂耶稣，这让基督教的叙事听起来更有感召力。场面越惨烈，基督徒的临终宣告越让人记忆深刻。罗马政权本打算借此消灭基督教，却反倒助推了基督教发展壮大。可见，一种叙事要战胜另一种，需要的不是刀枪剑戟，而是阐发意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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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奴隶制和不平等越发严重，罗马治理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组织不断发展，基督徒们用心经营着这些组织，互相之间充分交流，必要时会召集起来应对共同面临的难题。慢慢地，基督教的组织开始具备一些对内治理功能。趁着罗马多神教的生命力从内部衰败，基督教的羽翼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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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与正式的罗马政权相对的影子政府。在世俗统治中，皇帝统治全国，帝国分为若干行省，各行省有总督，其下有行政官员负责治理各地。所有行省实行同一套正式的成文法，规范人们的个人行为与人际交往，为官员治理社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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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对内治理也分为若干类似行省的单元，基督徒称之为教区。每个教区由一位主教管理，其中大城市的主教又称大主教。相比于普通主教只管辖住在农村为数不多的分散人口，大主教的权力更大。所有主教都遵照日益完善的成文教会法工作。罗马政权的各项法律源于“十二铜表法”的精神，而基督教的教会法则从《福音书》发展而来。众多主教中，有一人的权力高于所有其他人，不难猜到，他就是罗马城的大主教。后来，他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而这本来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对多神教中最高执事的称呼。再后来，罗马的基督教界开始称呼最高宗教领袖为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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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终于接受了现实，承认在自己治理的广袤帝国上，基督教的管理机制比古罗马留下来的锈迹斑斑的治理机器更有效。公元320年，在一次重大战役出征前，君士坦丁大帝宣称见到天上出现了十字架。受此天启，他擎起基督教旗帜走上战场。凯旋后，他发诏宣布基督教合法，并迁都君士坦丁堡，开始了帝国向基督教国家的转型。从此，失去官方支持的多神教叙事开始式微。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终于将多神教定为非法，奉基督教为唯一国教[2] 。至此，承续希腊文明的罗马叙事与源于黎凡特文明的犹太叙事完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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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后，不仅把基督教的治理体系作为新的罗马治理体系，自己也成为事实上基督教会的领袖。公元325年出现了一次教义论争，威胁到了基督教的团结。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众主教举行大公会议，让他们决定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信仰。这次会议形成了《尼西亚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罗马的基督徒明确了核心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本质都是上帝，虽居三个位格而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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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帝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因不同叙事碰撞而造成的摩擦。罗马的北边生活着若干日耳曼部族，从恺撒时代起，这些日耳曼人就一直同罗马人交战。这些部族不以日耳曼为名，而是各有其名，如哥特、汪达尔、苏维汇等等。每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相邻部族的语言相似却不完全相同，此时还没有出现统一的日耳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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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本来是罗马人对这些部族的称呼，意指“在北方惹是生非的匪帮”，当时的罗马人看日耳曼人应该就像古代中国人看待匈奴。不过日耳曼人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生活在密林深处，在潮湿坚硬、难以耕作的土壤上种田讨生活的民族，要知道那时还没有铁制犁铧。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发展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能很好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欧洲北部的日耳曼部族虽然不事游牧，却也没有定居下来，这些贫困的农民不断迁徙，追逐着更好的自然条件，一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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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相遇的地方，两个互不兼容的叙事就会产生摩擦。日耳曼人没有城市，也不过城市生活。他们的社会领袖是占山为营的战斗头领，围绕山头的堡垒管辖着周边很小的领地，手下都是自己的亲信，凭借彼此效忠的盟誓结成一伙。日耳曼人把盟誓看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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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住在堡垒周边的村庄里，在头领的威权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日耳曼社会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法官，负责裁判领地之间的争端。法官不是通过任命或选举产生，而是由于多年树立的威信，人们主动倚仗他们裁断。这些部族没有书面文字，因此法官不参考什么成文的法条，做裁断一是依据部族传统，二是尽可能参考过往先例。如果前事如此这般，新的裁断也应该循旧例，所以法官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过人的记忆力，还要对自己的部族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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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职权不能传给儿子，子孙要想得到法官身份必须自己争取。头领也不一定让子孙继承自己的信从，因为结盟关系发生在当初起誓的人之间，一旦作为结盟者一方的头领去世，盟誓就不再作数，所以头领的后嗣需要靠自己树立威信。在当时的日耳曼人眼中，世界就是这样基于人际关系的交往、协商与承诺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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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世纪左右，日耳曼人加速了南迁，先头部族激烈地冲击罗马的土地。他们之所以全力南进，是因为后方也在被别人推着走，一波新的迁徙大潮正从中亚涌来。罗马人将这批移民称为“塞西亚人”，原意是“非日耳曼的蛮族滋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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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起源于远东的迁徙浪潮中，塞西亚人是最西边的先锋，他们的祖先正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未停止滋扰中国的匈奴人。待中国人筑好长城，汉朝形成强大国力之后，匈奴部落就被吓阻在外，不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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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游牧部族的生计可以说一半靠放牧、一半靠掠夺，如果不能劫掠中国，就得再找别的目标。到哪里找呢？欧亚大草原上到处都有游牧部落，如果只在游牧部落中抢掠，其实得不到什么自己原来没有的。因此其中一支嚈哒部族向南、向东进入印度，踏平了贵霜帝国，占领了贵霜人的城市，不久便定居下来成了城市民族。其他的草原游牧部族则一路向西。然而往西要走很远才能有大一些的城市供他们洗劫，因此在途中，打家劫舍的散兵游勇慢慢形成了杂牌部队，行到欧洲，已然形成大队人马，所过之处皆被荡平。毕竟同是游牧人，到城市去抢一笔是共同目标。他们就是罗马人口中的塞西亚人。由于沿途各地都向行伍之中补充人马，军队成分复杂，很难把士兵归结为哪一个民族或语系。其中的领军者“匈人”也由若干部族混杂而成，其主体是像蒙古人和今天的突厥诸民族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很像侵犯中国中原地区的匈奴。其实可以说，西方所称的匈人和中国历史记载的匈奴是同一回事。这些人进犯欧洲，加快了日耳曼人本来的南迁。就这样，修筑长城阻隔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进犯，远在东方的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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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罗马帝国“衰落”可能不太适当，因为这恐怕会勾勒出这样一番图景：野蛮人高声呐喊着摧毁城墙，长驱直入，在这座壮美的城市中烧杀奸淫。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罗马不像中国有长城拱卫边境（只有在今天的英国有几英里长的石头墙），它的边防主要靠戍卫军队驻扎在各处，防范日耳曼人进入并占地而居。罗马军队偶尔也会在边境地区与日耳曼部族冲突，但这并不总是发生。大部分情况下，两边就是远远地点个头，或者走近一点互相诘骂，再不就是拿肉换点粮食，或调戏对面的妇女。偶尔也会拳脚相向，过后又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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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生活在罗马边境的日耳曼人学会了一点拉丁语，甚至还能跟罗马军队你来我往地斗几句嘴。有时能搞到些罗马的衣裳就再好不过了，那可比自己的穿着好不少。偶尔会有罗马人被日耳曼人俘虏成为奴隶，或者日耳曼人被罗马人捉住做了奴隶。这些奴隶有机会逃回故土时，也会带一些对方的文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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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名叫乌尔斐拉斯（Ulfilas）的归化哥特人就兼通这两种文化。他从小信仰基督教，长大后成了一名主教。公元350年前后，乌尔斐拉斯自创字母表，将《圣经》翻译成了哥特语。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拉丁语和希腊语单词都能在哥特语中找到对应的翻译，因为哥特语词汇产生的背景与基督教发祥圣地有不小的差异。虽然乌尔斐拉斯用哥特语译出的《圣经》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廷中使用的《圣经》有微妙的差异，但毕竟总算是有了一部哥特语《圣经》。从此，日耳曼部落陆续开始信仰基督教，当然，是他们自己版本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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