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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手是强大的哥特王阿拉里克（Alaric）。罗马大统帅斯提利科（Stilicho）也毫不逊色，与阿拉里克相持不下，数次力挽狂澜，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然而，大统帅终有一死。在斯提利科死后两年的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罗马。有些史学家认为这次事件标志了罗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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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时候就说罗马灭亡了可能还为时尚早。阿拉里克的父王曾经与罗马订立友好盟约，当时只有八岁的阿拉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签约。后来，他就在罗马的东都君士坦丁堡长大，习惯了罗马的生活方式，上学也是在罗马，能流利地读写拉丁语和希腊语。所以，阿拉里克绝不是想象中挥舞战斧呐喊冲锋的蛮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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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马大统帅斯提利科又是什么人呢？他其实是汪达尔人的后代。汪达尔人是日耳曼的一个部族，来自遥远的北方。斯提利科年轻时加入罗马骑兵团，后来一路晋升，爬上军中高位后迎娶了一位罗马贵族小姐。所以，他本人也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面有威仪的纯粹罗马人形象。更有意思的是，阿拉里克和斯提利科年轻时都曾在罗马军队服役，甚至算得上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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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死后，匈奴开始进犯罗马周边。威名远播的匈奴王阿提拉率军进攻罗马，最终甚至攻下罗马城，让罗马人无力招架。这能算是罗马的灭亡吗？也不应该。阿提拉在匈奴人进入罗马城之前就去世了。没有了阿提拉的率领，匈奴军队不过是散兵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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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汪达尔人也洗劫了罗马（从此汪达尔的英文词有了粗暴破坏的意思）。这回算是罗马帝国真正灭亡了吗？恐怕还是不能算。虽然汪达尔人在罗马大肆劫掠三天，但他们信守了对教皇的承诺，不开杀戒，不毁房屋，三天之后就回迦太基老家去了。汪达尔人把国都迦太基城建造成了第二个罗马城，并以与罗马如出一辙的方式统治了自己的北非王国。他们像罗马一样征收税赋，过着罗马人一样的生活，去剧场、竞技场，欣赏歌剧、哑剧，常年开放图书馆，营建公园以供休憩，当然也会泡在浴场里惬意地享受剥好了皮的葡萄，也会追寻声色犬马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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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实罗马从未灭亡。它最初是一个充满拉丁文化的世界，随着疆域扩张吸收了很多希腊文明的内容，拉丁与希腊文化交融后又经历了基督化。那些亲身经历过罗马“灭亡”的人，不会意识到罗马正在“灭亡”，只会觉得罗马在经历变化：先是日耳曼人从“外族”变成了“内族”，之后他们分散到各地，消解了古老帝国原有的组织样式，形成了若干半独立的堡垒和村庄，各有领主。经历这段历史的人甚至不会认为这算是罗马的“衰落”，毕竟很多人本就是日耳曼人后裔。祖先追寻了几百年的良田，现在终于能够拥有，这怎么能叫衰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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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公元4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规定禁止自由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或从事其他职业谋生。这样的律令实质上让欧洲农民成了农奴。农奴并不是奴隶，而是附着在土地上的资产，就像森林、河流、矿藏、猎物一样。谁获得土地，谁就同时获得这片土地上的农奴。农奴制不是日耳曼人带到欧洲大陆上来的，他们只是继承了罗马的旧俗。不过日耳曼人对此欣然接受，因为农奴制非常符合他们理想的世界格局，即领主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而这一切所处的基督教社会背景，又可以追溯回古罗马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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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罗马政权自成一体，演化成了拜占庭帝国，但仍自称罗马。东部教廷仍然需要国家政权的庇护，因为国家政权还明确存在。因此，东部基督教成了国家政权统治下的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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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部，国家政权消失了，罗马主教成了人民的庇护者，承担起了原来政府的各项责任，时常要从自己的田产中分出粮食来救助饥民，还要雇佣士兵稳定社会秩序。罗马主教担当调停的角色，解决各地人民的实际统治者即领主之间的矛盾，还要与外来的军事势力如伦巴第人等开展和谈[3] 。伦巴第人也是南下进犯罗马的最后一支日耳曼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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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90年，罗马元老院中一位元老的儿子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Ⅰ）成为教皇。格里高利教皇宣称自己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主教，他不是同侪中的首座，而是整个基督教廷的首领。西欧各地的主教相继认可，逐渐将权威让渡给这个核心人物。公元604年格里高利去世时，他的地位已经可与过去的罗马皇帝比肩。至此，希腊、罗马、黎凡特、日耳曼等世界历史叙事的融合终于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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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鲁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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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距君士坦丁堡东南约两千英里之遥，远到罗马人既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的地方，一段与欧洲完全不同却也意义重大的历史叙事正在展开。这里的主角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他与格里高利教皇恰好生活在同一年代。在公元610年的一天，已届中年的穆罕默德进入阿拉伯沙漠中的一处山洞，在那里接收到特别的天启。从山洞出来后，他回到故乡，开始在红海边繁荣的贸易小城麦加布道。在布道中，他不只演讲，还把训词以富有感情的语言和经咒般的旋律吟唱出来，与常人说话的方式截然不同。穆罕默德宣称，自己传播的是真主的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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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在今天的大街上看到有人如此举止，可能只会当他胡言乱语。但在穆罕默德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可不会这么想，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跟当时的社会背景非常契合。由于耶稣生前是在犹太人中传播革新想法的众多领袖之一，穆罕默德反映的也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各宗教中一直都有神秘的通灵者角色，他们拥有与神对话的超能力，对话中使用的语言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对话时，通灵者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口中念念有词，待回过神儿后再向人们传达方才神的话语[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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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也有不少其他人自我标榜是神的信使，所以穆罕默德在布道中所言的角色很容易被人们理解，毕竟大家都不是头一遭见此情景。但是人们会心存狐疑，搞不清楚这一次是虚是实，传达的是否真是神的训示。直白地讲，谁都可能装作通灵先知。麦加众人发现穆罕默德所说的核心观念宏大得有些离谱，还有点自利的嫌疑。他宣称世上只有一个真主，而他本人是真主唯一的使者。布道十年，穆罕默德也只争取到了很少的追随者。公元622年，他率领信众沿红海北上，到达雅斯里布。这里不久后更名“麦地那”（阿拉伯语，意为“城市”），穆罕默德在这里巩固了领袖地位，并把号召人们追随自己变成了一场浩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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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料记载，穆罕默德最早生活在一个荒远的地方，心无城府，胸无点墨，靠放牧为生。但实际上穆罕默德生活的阿拉伯地区是庞大的香料贸易网的中心，到公元7世纪时这里已经繁荣了很多年。穆罕默德也不是什么放羊人，而是很成功地经营着他妻子家的贸易业务的商人。阿拉伯商旅驼队穿梭在这个地区所有古老的文明城市之间，各色货物东来西往，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黎凡特到汉志，从地中海之畔到印度洋之滨，从红海沿岸到波斯湾旁……所以要知道，那是一个城市文明发达、民众眼界开阔、文化影响纷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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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与基督教像父子，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出来的。而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则像表兄弟，谁也不是从谁那里演化出来的，两者能追溯到同一个根源，即亚伯拉罕的一神论。在精神实质上，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大于它们各自与基督教的相似度。犹太教先知并不区分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穆罕默德也认同这一理念。犹太各部族把按上帝的规则生活作为民族屹立不倒的根基，穆罕默德的思想体系中也有同样主张，只是把“部族”的概念换成了“社群”——不是泛泛的任意社群，而是确指的某个社群。一个人属于哪个部族是与生俱来的，而伊斯兰社群是一种广义的部族，任何人只要拥护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都可以加入。伊斯兰教甚至没有类似基督教洗礼的皈依仪式，入教只需要诵读上述的清真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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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阿拉伯穆斯林来说，如果犹太教徒算直系亲戚，那么基督徒就是旁系亲戚。的确，基督教里也有一个伟大先知，只是信徒没把先知的训示解读清楚，又回到了多神教的认识——既然上帝可以有圣子，当然再有些父母、叔伯、姑侄也无妨。但在穆斯林看来，如果真主还分父真主、子真主，跟希腊多神教里宙斯和珀尔修斯父子那一套还有什么区别？不论对穆斯林还是犹太教徒，唯有一神是不容撼动的真理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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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最早的宗教体验始于政治。伊斯兰既指一个社会群体，也指这个社群的政府和律法。当年先知穆罕默德率信徒迁往麦地那，就像指挥家找到了演奏团，终于可以施展抱负。要想证明真主确实给出了建设理想社会的训示，唯一的方式就是让真主的使者，即先知管理社会——倘若真主果然通过先知示下，社会必定繁荣发展。这种因果推理清楚而具体，堪比科学实验，而这项“实验”的结果成功地给出了证明：在先知的有生之年，伊斯兰社群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全域，将战乱频仍的阿拉伯各部落整合统一。仅用了三代人的时间，伊斯兰社群及其思想星群就囊括了从地中海边的直布罗陀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广阔地区。伊斯兰社群的统治者即哈里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先知，而是行政官，按先知所受的训示治理社会。不久，哈里发政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进而三个，每个都宣称自己才是唯一。曾经统一的伊斯兰国度渐渐只剩下一个概念，随着单一国家概念的淡化，“达鲁伊斯兰”（Dar-ul-Islam，意为伊斯兰王国）这个提法越来越多，说明伊斯兰世界即便不再是单一国家，也还具有某种统一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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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先知去世后，信徒从他一生的言行点滴中提炼了“五功”作为正式教规。这五功包括：念功，即宣告真主是唯一的主，认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功，每日按时做五次礼拜；斋功，每年斋月期间封斋；课功，捐出一部分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朝功，只要经济允许，一生中应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经济困难者可免除此项）。只要能做到五功，就成了伊斯兰社群的一员，这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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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之后，这套以五功为核心的简单教规又多了一个复杂的上层结构。这主要是从“念功”派生而来。如果信徒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要严格按照穆罕默德承自真主的教诲和示范而言行，即使在被其他社会认为是世俗的范畴中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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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把宗教的社群也当作一种政治的维系，并据此认为征服邻近民族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既然伊斯兰是一个国家，凡是国家都会去征服邻邦：亚述、波斯、罗马、埃及都是如此。穆斯林还觉得伊斯兰跟其他国家不同，征服邻邦只为一个崇高目的：让遵循伊斯兰教规生活的社群繁衍不绝，这样才能保证真主的意志一直贯彻在世间，以榜样感召其他人走上正道。并且，穆斯林既然主导着政府，就必然不允许有人妨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遮掩真主启迪的光辉。在这样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伊斯兰社群必然要不断拓展政治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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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刚出现时，受众主要是强大的罗马帝国中那些弱小的奴隶和穷人；而伊斯兰教兴起之初，信众是些独立且自治的小群体。基督教靠取代罗马的国家统治体制获得政治权力，而伊斯兰的政治权力则来自对外征服，先是邻邦，再是邻邦的邻邦。两者殊途同归，都发展成了非常强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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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兰的扩张，穆斯林治下的地区很快从政治上的伊斯兰化转变成了文化上的伊斯兰化。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宗教无强迫”，生活在伊斯兰国度的人们绝非受到强迫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因为享受了不少好处，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能获得这些好处，否则就会平白吃亏。当真是要吃亏的，因为不做穆斯林是要交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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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非地区，很多基督徒都是信奉阿里乌斯的日耳曼后裔，而穆斯林的神学中也只尊一神，不讲什么三位一体，认为先知是真主造物而生。这些都同阿里乌斯的主张一致，所以要从基督教阿里乌斯派改信伊斯兰教不是太大的转折。然而君士坦丁堡教廷排斥阿里乌斯信条，只要北非基督徒还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就必须接受《尼西亚信经》。相比之下，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基督徒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信仰，因为政府觉得除了伊斯兰教都是迷途，并不在意他们具体属于哪一派。非穆斯林确实会被穆斯林统治者征税，可是在拜占庭治下也得缴税。这样看来，北非基督徒没有理由觉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好而穆斯林的统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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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阿拉伯的文化霸权也并无抵抗之意。几百年间，很多民族都曾横扫北非，这让北非成了众多文化汇聚之地。腓尼基人、罗马人、希腊人留下的遗迹依然可见，与后来的日耳曼、罗马天主教、拜占庭等文化交织在一起。阿拉伯穆斯林来到这里后，很快把这个文化汇聚之地吸收到伊斯兰的世界叙事中，将散落的片段拼成了有意义的整体。阿拉伯语取代了之前五花八门的语言，贸易商人开始学习阿拉伯的生意规矩，北非的服饰、艺术、建筑等也都具有阿拉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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