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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阿拉伯穆斯林来说，如果犹太教徒算直系亲戚，那么基督徒就是旁系亲戚。的确，基督教里也有一个伟大先知，只是信徒没把先知的训示解读清楚，又回到了多神教的认识——既然上帝可以有圣子，当然再有些父母、叔伯、姑侄也无妨。但在穆斯林看来，如果真主还分父真主、子真主，跟希腊多神教里宙斯和珀尔修斯父子那一套还有什么区别？不论对穆斯林还是犹太教徒，唯有一神是不容撼动的真理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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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最早的宗教体验始于政治。伊斯兰既指一个社会群体，也指这个社群的政府和律法。当年先知穆罕默德率信徒迁往麦地那，就像指挥家找到了演奏团，终于可以施展抱负。要想证明真主确实给出了建设理想社会的训示，唯一的方式就是让真主的使者，即先知管理社会——倘若真主果然通过先知示下，社会必定繁荣发展。这种因果推理清楚而具体，堪比科学实验，而这项“实验”的结果成功地给出了证明：在先知的有生之年，伊斯兰社群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全域，将战乱频仍的阿拉伯各部落整合统一。仅用了三代人的时间，伊斯兰社群及其思想星群就囊括了从地中海边的直布罗陀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广阔地区。伊斯兰社群的统治者即哈里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先知，而是行政官，按先知所受的训示治理社会。不久，哈里发政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进而三个，每个都宣称自己才是唯一。曾经统一的伊斯兰国度渐渐只剩下一个概念，随着单一国家概念的淡化，“达鲁伊斯兰”（Dar-ul-Islam，意为伊斯兰王国）这个提法越来越多，说明伊斯兰世界即便不再是单一国家，也还具有某种统一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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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先知去世后，信徒从他一生的言行点滴中提炼了“五功”作为正式教规。这五功包括：念功，即宣告真主是唯一的主，认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功，每日按时做五次礼拜；斋功，每年斋月期间封斋；课功，捐出一部分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朝功，只要经济允许，一生中应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经济困难者可免除此项）。只要能做到五功，就成了伊斯兰社群的一员，这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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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之后，这套以五功为核心的简单教规又多了一个复杂的上层结构。这主要是从“念功”派生而来。如果信徒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要严格按照穆罕默德承自真主的教诲和示范而言行，即使在被其他社会认为是世俗的范畴中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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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把宗教的社群也当作一种政治的维系，并据此认为征服邻近民族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既然伊斯兰是一个国家，凡是国家都会去征服邻邦：亚述、波斯、罗马、埃及都是如此。穆斯林还觉得伊斯兰跟其他国家不同，征服邻邦只为一个崇高目的：让遵循伊斯兰教规生活的社群繁衍不绝，这样才能保证真主的意志一直贯彻在世间，以榜样感召其他人走上正道。并且，穆斯林既然主导着政府，就必然不允许有人妨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遮掩真主启迪的光辉。在这样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伊斯兰社群必然要不断拓展政治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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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刚出现时，受众主要是强大的罗马帝国中那些弱小的奴隶和穷人；而伊斯兰教兴起之初，信众是些独立且自治的小群体。基督教靠取代罗马的国家统治体制获得政治权力，而伊斯兰的政治权力则来自对外征服，先是邻邦，再是邻邦的邻邦。两者殊途同归，都发展成了非常强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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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兰的扩张，穆斯林治下的地区很快从政治上的伊斯兰化转变成了文化上的伊斯兰化。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宗教无强迫”，生活在伊斯兰国度的人们绝非受到强迫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因为享受了不少好处，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能获得这些好处，否则就会平白吃亏。当真是要吃亏的，因为不做穆斯林是要交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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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非地区，很多基督徒都是信奉阿里乌斯的日耳曼后裔，而穆斯林的神学中也只尊一神，不讲什么三位一体，认为先知是真主造物而生。这些都同阿里乌斯的主张一致，所以要从基督教阿里乌斯派改信伊斯兰教不是太大的转折。然而君士坦丁堡教廷排斥阿里乌斯信条，只要北非基督徒还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就必须接受《尼西亚信经》。相比之下，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基督徒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信仰，因为政府觉得除了伊斯兰教都是迷途，并不在意他们具体属于哪一派。非穆斯林确实会被穆斯林统治者征税，可是在拜占庭治下也得缴税。这样看来，北非基督徒没有理由觉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好而穆斯林的统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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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阿拉伯的文化霸权也并无抵抗之意。几百年间，很多民族都曾横扫北非，这让北非成了众多文化汇聚之地。腓尼基人、罗马人、希腊人留下的遗迹依然可见，与后来的日耳曼、罗马天主教、拜占庭等文化交织在一起。阿拉伯穆斯林来到这里后，很快把这个文化汇聚之地吸收到伊斯兰的世界叙事中，将散落的片段拼成了有意义的整体。阿拉伯语取代了之前五花八门的语言，贸易商人开始学习阿拉伯的生意规矩，北非的服饰、艺术、建筑等也都具有阿拉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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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的第一个阿拉伯征服者没有住在城里，而是生活在城外的军营中，以免手下人受到异教的浸染。不过，人们总是会向经济繁荣的地方聚集，而富有商业头脑的阿拉伯人正好带来了大量商业机会。于是老城开始向外延伸，到后来，原本在城外的军营被集市包围，海边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城镇。在穆斯林统治下，北非的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了，阿拉伯文化和此前留下的诸多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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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缘、非洲的东西海岸之间，班图语系民族开始接触北非阿拉伯化的穆斯林。穆斯林骑着骆驼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寻宝淘金，可是骆驼虽能带他们穿过沙漠，却无法进入金矿众多的赤道丛林。为了得到黄金，他们只能同当地人互市。好在他们不缺能拿来换黄金的宝贝，这件东西，至少对生活在炎热南方的人们来说肯定是宝贝，它就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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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这样的需求让生活在撒哈拉沙漠和热带丛林之间的草原民族作为中间商人发达起来。这一地带兴起了很多热闹的城市，在今天的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地诞生了几个富庶强大的帝国，首先是加纳，然后是马里，后来是桑海帝国，一个比一个庞大强盛。加纳可能早在公元400年就诞生了，但成长为本地区的强国却是在伊斯兰教蓬勃发展的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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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盐贸易让非洲各帝国的人们参与到了由穆斯林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中，也让他们接触到了伊斯兰教。慢慢地，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整个撒哈拉以南的草原地带都被吸收到了伊斯兰的主体叙事之中。转信伊斯兰教的趋势始于加纳帝国的鼎盛时期，到马里帝国时期蔚然成风。先是平民百姓入教，然后是精英，一些纯粹属于非洲的叙事主线也随之被纳入伊斯兰的体系。但是，非洲的伊斯兰教保留了一些本地原有的显著特征，例如以口耳相传的故事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以及依母系族谱决定王位的继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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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金盐贸易的非洲人来说，信仰伊斯兰教就是加入一个父系的、自我中心的社群，当时正逢伊斯兰教急速扩张，必然是踌躇满志，觉得赢得了全世界。再后来，伊斯兰教远播东非。在东非海岸，阿拉伯人长期从事奴隶贸易，用来自各地的货物换取奴隶（千年以后，欧洲人在西非又重演了这一幕）。在早期奴隶贸易中，种族因素毫不重要，沿海的部落不会觉得跟内陆部落的亲缘比跟阿拉伯人更近。但沿海的部落如果不尽早改信伊斯兰教，即便眼下能和阿拉伯人做贸易伙伴，保不齐哪天也会被抓去为奴。好在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以其他穆斯林为奴，因此在阿拉伯人从事奴隶贸易的地方，当地人应该都有皈依伊斯兰教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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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穆斯林部队从阿拉伯向东进军波斯，同样是势如破竹。恰好这时的波斯刚经历一场瘟疫，满目疮痍。阿拉伯侵略者都是强健的沙漠汉子，而波斯迎战的多是勉强从床上爬起来的羸弱病患。更不巧的是，当时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已经腐朽不堪，与拜占庭的战争经年未停。波斯政权为了打仗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牺牲了无数民众，却没能换来任何领土。哪有人愿意效忠这样的统治者呢？所以当阿拉伯人兵临城下，波斯精英们还在负隅顽抗，老百姓却大开城门，希望新来的穆斯林能减轻苛捐杂税，让他们不再受波斯政权的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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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波斯在军事上完全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文化上却难以收服，文化融合在这里就没有在北非时来得顺利。波斯一直有一套强有力的主体叙事，虽然这一时期已显出颓势，但作为中部世界的核心地带，这里仍保持着强烈而独特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能追溯到居鲁士大帝，甚至更早的琐罗亚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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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对伊斯兰叙事也并非完全陌生，伊斯兰教的很多理念都能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找到影子。例如，基于神的训示构建圣洁的社群，以善的力量与邪恶斗争，现世的作为到了末日会受到审判，良善之人会进入极乐的花园获得永生……这些相通的宗教信条都不难被接受。而让波斯人不屑的是来自西部荒野的这些粗鄙沙漠人带来的文化，波斯人听不得任何人说阿拉伯文化更高级。所以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倒还好，阿拉伯文化是断然不能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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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之前日耳曼人改造基督教一样，波斯人也通过发展自己版本的伊斯兰教而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的神圣使命本应传给真主指定的继任者即他的女婿阿里（Ali），但他死后，阿里的反对者夺权，一位阿拉伯哈里发杀害了阿里的指定继任者即儿子侯赛因（Hussein）。而当时侯赛因已经娶了波斯公主沙赫尔巴努（Shahrbanu）为妻，他们的孩子有侯赛因的阿拉伯血统，也有母亲的波斯血统，因此成了下一顺位的合法继承人。就这样，波斯人建立了本民族与穆罕默德亲从圈子的血缘联系。侯赛因的殉教让他被尊为什叶派的救赎者，可以代有罪之人向真主求取宽恕，所以什叶派将侯赛因殉教之日定为教历中最神圣的日子。什叶派最早源自阿拉伯，但属于与主流相左的少数教派，而在初具雏形的伊斯兰帝国中，波斯也是一个非主流的文化群体，因此这两股血液汇集成了伊斯兰体系中一条不同的脉络。至此，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北非、希腊、波斯诸文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新社会星群，自称“达鲁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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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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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达鲁伊斯兰正在形成，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此时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些大事。与穆罕默德先知和格里高利教皇几乎完全同一时期，在群雄纷争的中国出现了一位文治武功俱有成就的皇帝——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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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在中国的伟业所产生的不是像达鲁伊斯兰或罗马之后的欧洲那样的格局。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社会星群，独特的汉文化主体叙事塑造了它的样貌和意义。宇宙是周而复始的，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开始，隋文帝就像秦始皇的转世化身，跟几百年前的那位暴君一样，他把战乱中的各个小国统一成一个王朝，功成之时，中华重现。公元581年，隋文帝登基称帝，开创隋朝并统治了二十三年。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格里高利教皇卒于同年，六年之后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其子隋炀帝即位，他是一个更为残暴又好高骛远的皇帝。到公元618年，炀帝被弑身亡，隋朝终结。这一年比穆罕默德迁往麦地那早了四年，而迁往麦地那被穆斯林视作历史的开端。这样看来，中华帝国的重生与伊斯兰的异军突起几乎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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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秦始皇一样，隋文帝在社会管理中也推行了条框网格式的治理制度。秦朝律法规定了每个农户必须种植什么作物，而隋文帝颁布的“均田令”则宣布全国土地归皇帝所有，皇帝按自己的意旨分发田产，凡有力耕种者均可受田，按劳动能力决定受田之多寡。田产定期重新分配，以校正实际效果欠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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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以牺牲百万民夫的代价修筑了长城，但解决了困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侵略问题。隋朝两代帝王修建京杭大运河也牺牲了百万余人，但也有效解决了另一个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隋朝之前，中国可以说是南北分开的，北方人口更多，南方出产粮食稻米更多。南北方的货物贸易主要靠海运，但海上常有狂风乱流和海盗倭寇，货物损失很大。只有很少的货物贸易能走陆路，因为中国南方泥淖纵横、群山逶迤，畜力难以承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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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两代皇帝靠一条连接南北的内陆水道解决了这个问题，京杭大运河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修建之初的功能。英文“canal”（运河）一词恐怕体现不了这条运河的规模，因为隋朝皇帝的这项工程是真真正正在大地上开凿出一条河道，连通了黄河和长江两条天然大河。大运河形成了一条安全、平稳、没有劫匪之忧又便于管理的水道，漕运船只沿河上下，北方众多的人口终于可以便捷地获得南方盛产的粮食，中国的南北方被前所未有地密切联系起来。南北方融合在一起，中华帝国由此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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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推动的融合还不止于此。隋文帝曾结交过一些佛教僧侣，对他而言很是受用，于是把佛教置于皇权的荫庇下。至于隋文帝有没有皈依佛门，现在很难确切知道，不过也无须考证。与君士坦丁大帝独尊基督教一样，隋文帝拥立佛教有自己的战略考量。到此时，佛教徒之间已经悄无声息地发展出了颇具规模的贸易网络，积累了丰富的贸易经验。而隋文帝的江山社稷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庭农庄，只靠农业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全社会的发展还是有赖于贸易经商。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向来重农轻商，所以隋朝很愿意借助佛教和寺院促进贸易发展，乐得将佛教吸收进中华文明的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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