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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欧亚草原的达鲁伊斯兰此时已经分裂成了若干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只是对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的”哈里发国效忠。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要不断应对越过边境劫掠村庄的突厥游牧部落，在战斗中俘虏突厥男孩，把他们抓回国做奴隶。与对待卑贱的斯拉夫奴隶不同，他们让这些俘虏习武，长大后给精英做保镖或者到前线去对战游牧侵略者。奴隶的主人不知哪里来的底气，认为这些男孩会如孝敬父亲一样对他们忠心耿耿。可是事与愿违，突厥奴隶兵同罗马禁卫军一样，只想颠覆主人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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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成功后，他们面临跟之前的主人一样的困境。越来越多的游牧侵略者从草原来犯，虽然和侵略者同属突厥人，但作为统治者，他们必须抵御外敌，否则就会自身难保。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也采用了老办法，在战争中俘虏男孩，把他们训练成英勇的奴隶兵。这样下去的结果不难猜到：奴隶兵又一次推翻主人而掌握了权力。久而久之，突厥人逐渐从内外两侧打入了穆斯林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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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进入伊斯兰世界后也改信伊斯兰教，这跟日耳曼人在西方皈依罗马天主教异曲同工。然而，新入教的突厥穆斯林偏爱金戈铁马的伊斯兰教，面对那些有如希腊哲学的精深教义，他们不禁困盹连连。这些人习于征战，伊斯兰教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上的金科玉律，由一众学究阐释，再由一位将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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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左右，突厥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军事政治方面的佼佼者；阿拉伯人仍然掌握着伊斯兰世界的教条、神学、律法和教育；波斯文化还滋养着大部分哲人、学者、作家以及科学家和治国之才。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三股力量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不同于此前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伊斯兰世界新格局。历史的更迭中，曾经让穆斯林知识分子走上科学前沿的那种探究世界的好奇心逐渐退却，兴起的是神学、玄学、诗歌，还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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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走上台前的突厥统治者中有一位是阿富汗的苏丹马哈茂德（Mahmud），他曾率军十七次攻入印度，洗劫庙宇，抢掠财宝运回自己的国都加兹尼。马哈茂德扬言要到印度抢来战利品供奉真主，声称他的所作所为是仿效穆罕默德先知及其信众，是在毁灭异教的偶像。自马哈茂德东征印度之后，突厥统治者们同其阿富汗部落的盟友一起把劫掠印度当成了常规动作。后来，有些侵略者在德里和恒河沿岸建立了政治中心，继而在印度建立了由苏丹统治的国家。它时而扩张，时而萎缩，治下疆域最大时甚至比今天的德国、法国和英格兰加在一起还大。但在这里，突厥人终究只是靠征战取胜的少数穆斯林，而他们要统治的却是数量庞大得多的本地印度教徒。从那时起，这片土地上就产生了两种叙事。也许是因为核心教义彼此排斥，这两种叙事虽然同在一个地理空间，却全然没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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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欧亚草原上冲出了一批新的侵略者：塞尔柱突厥。这个同样好战的民族没有选择东进，而是向西征服了今天的伊朗全境，又横扫了小亚细亚半岛。在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胜拜占庭军队，又从那里继续往南，征讨基督教信仰中的圣地，即地中海东岸那一条狭长的丰饶地带。这次征讨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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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宋朝由盛转衰，伊斯兰世界被突厥化，阿富汗向印度北部扩张，欧洲十字军东征——这些分别是中国、伊斯兰、印度、欧洲各自世界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事件。而从全景视角看，这一切又像是交织在一起的一出大戏，始于欧洲北部，传到亚洲的大草原，在草原周边各地区影响了诸多城市文明，最终推动了世界沙盘的倾斜，文化重心就此从欧亚大陆的东部转向了西部。随后的五百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历史顺此宏大趋势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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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12.崛起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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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0年—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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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这个大沙盘即将发生倾斜之前，欧洲就像一块碎布拼花的垫子，若干封建庄园被罗马天主教的叙事编织在一起。那时候，绝大部分欧洲人都是农民，且农民中的绝大部分是农奴。他们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糊口，只能勉强供养领主和教堂的神职人员，几乎不剩什么时间和精力生产任何余粮，更没有多余的手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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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9世纪，情况逐渐有了起色。农民一直在尝试对劳动工具和劳动方法做小的改革，积少成多终于发生了质的革命。用于深耕的重犁出现了，这让人们可以耕种北方森林中的湿润土壤。那里的壤质土比南方的砂质土难耕，但如果能犁松，它的肥力是更高的。农民还在犁铧侧面安装了犁镜，犁地的同时能把土翻在一边，一下就把两项重体力劳动都完成了。此外，欧洲农民还发明了辔头，便于牵着马耕地而不必用耕牛。因为马的步伐更快，耕起地来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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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民每年会留出一半的土地休耕以恢复肥力，后来发现每两年休耕一年也没问题，于是开始每年耕作三分之二的土地，而不再仅仅是一半。这样算下来，不用投入额外的精力和资本，一下子就多了两成多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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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变大了，单位时间内能犁的地也更多了，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人们能吃得更饱，也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农民可以制造更多的家用手工品——布帛、衣服、餐具、瓶罐，不一而足。富余的产品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拿到当地的十字路口，跟其他庄园的农民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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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市场繁荣起来后，有些成了定期集市，几百年过去，有些甚至发展成了永久的贸易中心，在周边形成了市镇。其中一些市镇开始举办季节性集市，吸引大量想做贸易的人参加，起先大部分是当地人，慢慢地也有不少客商从远处来赶集。各地商人在这里共同相处一周甚至更久，非常便于互相达成买卖。在这样的集市上，某个商人载来一车麻布，用其中一部分换了盐，又用盐换了几把刀剑和几袋大麦，这个过程中并不必每次交易都去挪动相应的实物货品，既然买卖者都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只需要记住约定即可。集市结束后，商人们就忙着到各处对账，算出结果再把最终应该到手的货物提走即可。这样，来时带着一车布的商人走时带的可能是一车粮食，而过程中他可能经历了布换鞋，鞋换帽，以及外人无从得知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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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集市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商人可以什么实物货品都不带，只带来承诺，比如现在出手一车肥料，要换六个月后的十车大麦。在契约买卖中，一方允诺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向另一方支付以约定的价格购买的现在还不存在的货品，这使得双方都能基于一个可预期的未来经济条件做交易。这种交易形式能大大提高交易量，因为商业更多关乎未来，而不仅关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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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世纪，维京人的四处抢掠平息了下来，欧洲社会开始接纳维京人。由于多年劫掠修道院，熔铸金银财宝，维京人让很多金银作为通货回到了经济循环中。同时，与他们同一族源的俄罗斯人也把白银从伊斯兰世界回流到欧洲。如此一来，硬通货像润滑剂一样让贸易的车轮转得更快了，贸易又带动了生产力的提升，欧洲经济发展逐渐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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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全欧洲还生活在封建庄园的时代，大家日子都过得艰难，但至少每个人都有地方住，有活儿干，参与到某个社会星群中，从而能让生活有意义。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同样能生产出满足全社会需求的粮食，有些人就成了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一些封建领主也发现，在农忙季节雇临时劳工更加划算，农忙季一过就可以让他们离开，这样就不需要全年扶养这些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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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无家可归的人也在增多。到处都是流浪汉，有的抢劫路人，有的到别人地盘上打猎，小说里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伴们就是这样。然而，真实情况是毫无快乐可言的。大批穷人在街面上游荡，在树丛里过夜，有时候一觉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也没人知道。即便是那些有吃有住的人，也常会受到社会疾苦的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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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星群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职业“托钵修士”。他们是隶属于修道会的信徒，但不能住在修道院中，只能睡在大街上。他们是信仰笃定的行脚僧，依靠教会的慈善救济过活。这种机制吸纳了很多流浪在外的乞丐，同时也让整个社会更彻底地融入天主教叙事当中。如果说罗马教廷是天主教欧洲的心肺，修道院是主要的动静脉，那么托钵修士们就是毛细血管，把教义带到草根民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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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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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生活在波罗的海与大西洋之间的欧洲人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自我认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基督王国”这个词。其含义并非所有基督徒的集合，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基督徒不属于基督王国，例如波斯社会中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派基督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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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讲，拜占庭基督徒也不应该算基督王国的一部分。西方的基督徒开始觉得东方的基督徒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们当然也是基督徒，但就是有哪里跟自己不太一样。围绕着如何做弥撒、是否用圣像画做崇拜、在重要的圣餐礼上念什么祝词、受领程序如何等等，他们之间出现了不少分歧。而最突出的差别在于，拜占庭教廷用希腊语做弥撒，而西欧教廷使用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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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具体的差别终于积累成了本质的争议。公元1054年，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分别称教皇和牧首）宣布互相将对方驱逐出教，两派的争端达到顶峰。这次争端暴露了一个关键问题：不能让两个宗教领袖同时掌握逐人出教的权力，或此或彼只能一人揽此大权。基督教廷于是发生了分裂，自此，虽然两派信众仍然承认彼此都属于基督教，但都觉得对方不再纯粹。越是认为对方不纯粹，越让西欧基督徒笃信自己是一种特别的集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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