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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阿尔伯特同时代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也是一位教士，同样在大学里教课，同样喜欢魔术和炼金术中的奇妙变化。他曾问过一个前无古人的问题：如何判断一个信息真实与否？这真是个常问常新的好问题。传统经验是这样说的：先去查经书，凡是与经书相抵触的就是假的。如果过得了经书这一关，再拿亚里士多德的标尺衡量一下逻辑上是否成立。如果这关通不过，也不是真的。而培根却大胆指出，合理的不一定总是真实的。他提出判断命题真伪的三步法：假设—实验—持续观察，以此构建了一种不用求问上帝就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真实知识的方法。培根的主张并不是否定上帝，只是没有提到上帝。然而，能忽略上帝而进行思考，这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就这样，培根不声不响地论证了希腊—罗马叙事的一个核心特征，即世间一切并非都与神有关，神界之外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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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尔伯特最杰出的学生就是托马斯·阿奎纳，他因为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成就了不朽之名。往回推几百年，如果跟一个欧洲基督徒说，上帝的存在竟然需要证明，他们会哑然失笑，觉得有辱神明。阿奎纳、培根、大阿尔伯特和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一样，都笃信一切始于上帝，上帝居万物之上。他们并非怀疑上帝，只是提出了一种问答问题的逻辑，从物质世界的问题引出物质世界的答案，无须求诸经书。当时，他们觉得在天主教的框架中做这样的探索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给这个思想星群增添了一些星星，让整个图景更加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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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问问题的视角决定了答案的方向。古埃及人把人画成抽象的图形，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清楚地看过人的真正外貌，而是他们不关注真实外貌如何表现，因为脑子里已经有了固定的印象。拜占庭艺术家用复杂的马赛克拼贴创作耶稣圣像，使用黄金形成平面闪耀的效果，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体现立体景深，而是他们根本不追求景深，要重点表达的是灵魂层面的精神世界。同样，在唐代的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也不是足以乱真的写实绘画效果，而是要通过美术激发人们对安详、宁静、和谐的涅槃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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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受到大学里教士们的启迪，艺术家们开始探索另一个问题。教士们解释了上帝以外的某些存在，艺术家们很好奇到底有些什么存在。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探究如何以客观的方式复现物质世界的真实：怎样用颜料表现景深和光影效果，才能让画上的帘帐有跟现实一样的质感，让人体画的结构比例与真人一致，表现出肌肉紧绷时的饱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名作，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雕像作品《摩西像》。这曾让教皇感到不安，他觉得雕像太过逼真，可能有损上帝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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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则开始解剖尸体，研究人体内部结构如何决定了人的体型身材。达·芬奇的工作多是反映资助他研究之人的现实需求，其中最突出的是战争需求，因此他通过研究物理发明了更好的攻城机械等。达·芬奇的课题没有被当作异端，因为他没有主张另外的崇拜，只是展现出上帝以外的其他可供思考的现实。他的工作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了解客观世界的办法是去接触真实的物质。想要造出更好的攻城机械？那就算算在给定的火药量下炮弹能打出多远。想要清楚地观察骨折的情况？那就剖开体表组织看看体内的构造和器官分布。达·芬奇的好奇探索精神让他专注于分析观察，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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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教堂中的神父们没有完全理解达·芬奇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将带来什么影响，没意识到人们谈论上帝以外的事物会最终得出结论说存在一个上帝以外的世界，也没想过与《圣经》无关的讨论将点燃一种熄灭已久的叙事的星火。人们重拾古地中海文明的思维，又想起了凡人和神界共同构成的自然世界。当年正是这种世界观构成了整个希腊文明星群的意义基础。神父们此时还毫无察觉，想不到就在教堂之内，正孕育着对封建天主教社会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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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这样的早期科学家之所以能构成威胁，是因为人们一旦深钻客观现象，就会注意到有些细节按传统说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例如，夜空中的繁星为什么会出现不规律的移动。从古至今，每个文明都以宗教般的热情研究星象天文，一个社会对于星辰天象的认知能反映出赋予这个社会意义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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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期欧洲使用的星图是由公元2世纪的数学家“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依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绘制的。柏拉图认为天上的繁星点点是诸多天体排列在地球周围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穹顶上。穹顶在转动，所以星星也会随季节变化而移动，当它们回到原位时，整一年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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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并非所有星星都严格按直线移动。柏拉图的解释是，假想每个不规则运动的星星都附属于某个看不见的小轮盘，这些小轮盘又都在绕地球转动的大水晶穹顶之上。穹顶转动的同时，每个小轮盘也在绕自己的轴转动。从人的视角观察，这些星星就好像在做不规则运动。但如果对星象有深入了解，把这些看不见的“天球”想象出来，就会发现没有不规则的例外，所有天体运动都符合精密的数学规律，都组成完美的圆形。必定是这样，因为上帝不会创造不完美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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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说让托勒密和其他早期天文学者不仅能预测星体的运动轨迹，还能绘出相应的无形“天球”，解释天体运动规律。但这个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人类观察到的所有天体的所有运动。偶尔有不符合规律的情况，学者们就得补上一些天球，并且解释一番：部分天体处在小轮盘上，小轮盘附属于大一些的轮盘，大轮盘又附着在更大的天球上。每次发现例外，就要加上一层轮盘。所以到了此时，托勒密对夜空星象的解释已经发展成了非常复杂的轮盘和天球体系。人们对此不会质疑，因为这套体系几乎是完美的。只是，还总差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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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封建天主教叙事的欧洲人毫不怀疑数学之美是上帝的关键特质之一，这甚至成了教士们的一种信仰。人类可能难以靠感官体会到上帝造物的隐秘规律，但是靠理性思考能够领悟。在纷繁复杂的外物当中追寻自然的规律，这是在接近上帝的思想，是肯定没错的。只是，这种追寻很快衍生出了出人意料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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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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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十字军来自法兰西，所以黎凡特地区的穆斯林把所有十字军士兵都称为“法兰克”，而十字军也同样以一个词统称全部敌人，即“萨拉森人”。穆斯林觉得以一个词笼统称呼入侵者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蔑，而在欧洲人看来，反正都是些蟊贼，何苦还要区分贼甲和贼乙？何况以笼统称呼指代敌人有另外的意义——帮助人们形成“一个外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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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每个地区各自为政，没人把自己看作“欧洲人”。这就好像你我都生活在银河系中，但不会说自己是“银河系人”。但十字军东渐让欧洲基督徒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某种共同身份，即某个社会整体的一分子。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前往圣地，途中遇到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的人，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往一处去，都是自己人！但说到“自己人”，就得至少有另外一方是“他者”。“自己”与“他者”越是截然分明，欧洲人内部的身份认同就越强。他们不用参加十字军的圣战，就能在其中感到主人翁的自豪，正像一支球队获胜后，根本没上场比赛的球迷也会欢呼雀跃。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去了东方打仗，但每个人都知道东方前线有战事。因此，十字军东渐促进了“欧洲”概念的形成，不同民族的欧洲人都认识到自己不属于“他者”，于是对整体社会的认同感更强烈了。至此，一个新的社会星群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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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欧洲人通过强调“他者”或“异端”形成了身份认同，就要铲除一切异端的痕迹才会踏实。因此不难理解在穆斯林收复黎凡特之后，十字军运动没有停止，而是转向欧洲内部兴风作浪。公元1231年，天主教廷成立了一个新的司法机构“宗教裁判所”，开始在基督王国内排查异教的蛛丝马迹。很快，宗教裁判所就在法国发现了两个有损宗教纯洁性的运动：阿尔比派运动和瓦勒度派运动。这两个宗教复兴运动主张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以安贫乐道、自知自省为要义，这让那些惯于奢华享乐的主教们坐不住了。法兰西皇帝仗着有宗教裁判所撑腰，对这两个教派发起了十字军剿灭，结果瓦勒度派遭受重创，阿尔比派则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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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宗教裁判所又提出巫术是对宗教的玷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宗教裁判所抓捕了几万名女巫，把她们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其中大多是上了年纪又未婚或者丧夫的妇女。宗教裁判所逼迫被抓的女巫检举其他女巫，这样灭巫行动就永远不愁女巫会被杀绝了。应该被剿灭的对象一定不能越来越少，因为新生的社会星群需要以剿灭女巫为自己张目。在欧洲北部，条顿骑士团对波罗的海周边的异教部族也开展了十字军行动，誓将异教徒从欧洲清除，并成立自己的新王国“普鲁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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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中还有另一类“异端”：犹太人。他们自罗马时代起就形成了散落在整个欧洲的若干小社群。很久以前，在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得到提升和巩固的同时，犹太人的地位遭到了贬低。他们被施以种种限制，包括禁止拥有土地，这就把他们拦在了后来形成的封建经济体制之外。很多犹太人为了谋生，只好当起游商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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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字军时代，基督王国的政治领袖们又利用起犹太人来实现另一个目的。天主教教义禁止信徒之间做有息借贷，犹太教也对信徒有类似的规约，但这不妨碍两教信徒都可以向教外之人借贷。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找不到什么教外之人能借进借出。这就给犹太人创造了一个做借贷生意的独特空间，因为他们在外碰到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意上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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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把这种情形利用得更加充分，主动培育起犹太人的借贷生意。因为经济发展需要信贷，而犹太人出面搞借贷能省去基督徒的尴尬。国王需要钱时，就从犹太放贷人那里或缴或罚地攫取。为了满足国王的要求，犹太人必须按期收回还款。实际上，英格兰国王是把犹太放贷人当作一种间接征税的工具，同时还把征税所必然招致的仇恨转嫁到了犹太人这个特征鲜明的少数异族群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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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愈演愈烈的异端清理潮流很快把犹太人置于危险境地。公元1290年，社会上开始流传一种民粹主义谣言，说犹太人在逾越节上要吃基督徒的小孩。后来，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出了英格兰，其中不少移居到西班牙和法国，却在那里遭受了更多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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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5世纪末，西欧人还是按十字军时代的二元世界观认识世界：一边是基督王国，另一边是“异端”。对基督王国的任何一个国王来说，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将异端驱逐出去。但是东方战场的实际情形却不容乐观，萨拉森人不但夺回了耶路撒冷，还重占了整个黎凡特地区。公元1453年，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率领下，萨拉森人竟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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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基督王国太需要打一场胜仗了，也终于赢下了一场。不过这次的决定性胜利不是发生在东方战场，而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的几任基督教国王在过去几百年间一直在发动十字军战争打击半岛上的穆斯林势力，终于在著名的斐迪南（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的率领下，取得了一场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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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国王年轻时是阿拉贡的王子，可以说是全欧洲的“钻石王老五”。皇室曾给他安排了好几个公主作为政治联姻对象，但他全不同意。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公主也是备受各个皇室追捧的一枝花，她的家族也给她安排过多个王子，正当华年的公主也悉数回绝。两人为了摆脱长辈的安排，双双选择私奔——没错，是他们俩一起私奔了。本来好好的自由恋爱，却成了家族的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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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两人的结合成了当时最成功的一桩政治联姻。两人在婚后不久便各自继承王位，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从此结合成一股强大势力。大权在握的“双王”并肩领导了“收复失地运动”，这是十字军运动在西班牙的叫法。他们夺下了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最终在公元1492年收回了摩尔穆斯林在欧洲最后的领地——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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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从此自封天主教君王，听起来像基督王国中仅次于教皇的领袖，这也算是实至名归，他们不但取得了十字军东渐时代最重要的胜利，还领导基督王国将清理异端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双王”与多明我会在当地共同设立了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分支，这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先要清除的是伪装成基督徒的穆斯林。不过大部分穆斯林都已经逃到了非洲，因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针对在欧洲异族特征最明显的人群：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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