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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ee lances”，是现代英语“freelance”（自由职业）一词的来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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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光石是产自岩石中的一种晶体，透过日光石，即使在阴天也能看到太阳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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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15.复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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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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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虽然摧毁了大量城市，屠戮了大量人口，却没能抹去那些被征服民族的主体叙事而取而代之。相反，在蒙古帝国巅峰时代之后不过五十年，蒙古民族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再是世界上一个强势的文化要素。在蒙古人征服过的土地上，人们开始重寻被中断的历史。蒙古人的控制稍一减弱，蒙古入侵以前的诸多主体叙事不仅重新出现，还变得更加强大和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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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允许被征服民族按其本身的意愿和方式信仰和崇拜，史学界往往对蒙古人的这种宗教宽容赞赏有加。历史上，蒙古统治者甚至还召集各宗教中德高望重的领袖到朝廷上阐述本教信仰，意图拥立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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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宗教宽容”的说法也许并不准确。我认为，蒙古人之所以积极了解其他民族的宗教，可能也是因为在大举扩张以后，自己本来的宗教已经不再适合统治辽阔的疆土。在对外征伐以前，蒙古人信仰泛灵论宗教，这在亚洲北部的草原游牧文明中非常普遍。这类信仰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寄寓着精神灵魂，整个自然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生命的，其宗教习俗更注重健康，而不关注道义。泛灵论宗教认为霉运是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招致的，通过某些精神仪式能帮助人们重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联系。在北美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应该也有过相似的信仰，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游牧民族的社会星群中应该很受欢迎，因为这很符合他们日常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日常接触的主要是其他居民，因此其信仰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口稠密地区的人际互动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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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蒙古人曾经的信仰如何，这套信仰体系没能流传开来。当蒙古人不再单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成为庞大城市文明体系的主宰后，原有的信仰体系不再有被广泛认可的意义。随着蒙古帝国由盛转衰，各地各民族相对于侵略者加强了内部团结，更巩固了自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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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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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了罗斯的蒙古人自称“金帐汗”，但被当地人叫作“鞑靼”。鞑靼人对当地人采取怀柔共处的政策，只要能按时纳贡便相安无事。并且，鞑靼人不亲自去征租收贡，而是把这项任务交给罗斯当地的买办，自己对被统治的臣民既无作为，也没有作为的意愿。因此，蒙古的文化元素没有渗透到罗斯的文化中，反而是早期从拜占庭那里借鉴来的叙事逐渐得到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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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初到罗斯时，这个社会星群正逐渐担当起斯拉夫人领头羊的角色，将希腊东正教认作本民族宗教。当时，他们仍自认是辉煌的拜占庭帝国流落在乡野的小兄弟。在鞑靼人的统治下，斯拉夫人与东正教的联系更加紧密。蒙古人视罗斯的政治领袖为威胁并加以打击钳制，但对东正教会则很温和，认为教会有益无害，有助于麻痹被征服的民众，不知不觉间助推了东正教在罗斯的发展。由此，当地民众在未形成一国国民的概念之前，先形成了东正教徒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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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替蒙古人收租的罗斯买办开始中饱私囊，开始是一点点蚕食，后来甚至悉数鲸吞。蒙古朝廷要求陈述原委时，他们推三阻四，于是两者爆发了斗争。但14世纪的鞑靼人已不再是13世纪勇猛的蒙古大军，因此罗斯公国的民众成功摆脱了他们的统治。此时，公国贵族们已经积蓄了雄厚的财力，建起了繁荣的城市。莫斯科成为日渐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国都，宗教热情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使俄罗斯帝国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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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民众把国都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希腊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现在莫斯科成了第三罗马。公元1453年穆斯林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第二罗马的灭亡，因此俄罗斯帝国民众认为，他们的都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硕果仅存的罗马，他们的国家是唯一的基督教帝国。到此时，民众的新老身份认同聚合在一起，俄罗斯帝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扩张，疆土从欧陆之侧一直扩张到了太平洋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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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程原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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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的中国，蒙古人来犯之前已经有了完善的主体叙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发展成熟了两千多年。现在，在这个庞大的文明中，复兴成了核心要务。这里虽然曾遭蒙古的征服，中国人却没有蒙古化。恰恰相反，是蒙古人在努力适应中国历史的传统格局。他们将国号定为了汉名——元，也宣称自己承受天命。所以，反倒是蒙古人在努力自我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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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番努力的效果却不理想。蒙古人的政策必然偏重游牧，这与中国这个深度农耕文明的社会星群格格不入。蒙古人虽恢复了科举制度，借以选拔官员充实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但心底却不信任被征服的民族，通过操纵科举让蒙古人和外族的谋士尽可能及第，而让中原汉人多数落榜。再比如，源于草原的蒙古文化不提倡洗澡，不难想象高度文明、很讲卫生的中原人对此多么难以忍受。蒙古人还恢复了原来的税收制度，但收税的人大多穿蒙古袍、说蒙古话，所以缴税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反而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唏嘘于中华竟沦落在蛮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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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一代人的时间，对蒙古人星火燎原般的仇恨就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根基。诸多起义队伍中最厉害的一支叫“红巾军”。这是一个秘密帮会，领袖朱元璋本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郎，出身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贫苦流离，住在收留他的寺庙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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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执掌红巾军后，邀来儒家学者帮衬，占领了南京城。以南京为大本营，朱元璋率军攻打元大都。公元1368年，红巾军起义赶走了中原最后的蒙古人，给元朝统治画上了句号。中国又回到了汉人手中，汉人皇帝朱元璋重新君临天下，定国号为明，开启了又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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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登基后，一般都会再定一个年号，后世对皇帝的记述也以年号指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封年号“洪武”，意为武功洪大、军威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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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执政后，决意复兴儒家中华，形成集权的官僚统治，重建礼教有序的农耕社会。重视家庭的理念得到提倡，乡村重现和谐民风，社会各方面再次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天下的秩序终于得以恢复，即世界的中心重回中国，皇帝稳坐中国的中心，皇帝是皇天之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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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武皇帝毕竟是农民出身的草民，这难免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真的是皇天之子、百姓之父吗？他的礼制真能带来天下安定的治世吗？中国历史上，从社会底层走上九五之尊的先例只有一个，即同是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新皇帝要立稳身份，就不能出丝毫差错，必须把所有礼制悉数做对。如此一来，没什么文化的洪武皇帝就需要学士来辅佐，于是这些学士在朝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大权。学士的权威来自对经典的掌握和对经验的运用，而不是对未知的探索。这些人权倾朝野，让经典之学成了谋求复兴的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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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虽然毕生依赖学士的辅佐，却非常憎恶有学识的精英，时常怀疑学士们在背后嘲笑他，所以明里擢升他们的官职，暗地里却削弱他们的权力。在此形势下，如果朝中有哪个官员非常得势，同僚都会嘱咐他小心前途，写好遗嘱。朱皇帝对自己身边的亲信也是如此，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扶他进金銮殿的都是些同样出身的底层人，他当皇帝后却时不时地判当年的穷兄弟杀头之罪。最初跟朱元璋共同起事的六十多人，到他驾崩时只有八人还在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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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也有好的一面。出身贫微的他同情农民，大幅减税，不过这也造成了后来国帑亏空。那么，国家管理和治安的成本以及更重要的军饷开支要怎么负担呢？既然年号“洪武”，总不能只养一支贫弱的军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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