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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番努力的效果却不理想。蒙古人的政策必然偏重游牧，这与中国这个深度农耕文明的社会星群格格不入。蒙古人虽恢复了科举制度，借以选拔官员充实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但心底却不信任被征服的民族，通过操纵科举让蒙古人和外族的谋士尽可能及第，而让中原汉人多数落榜。再比如，源于草原的蒙古文化不提倡洗澡，不难想象高度文明、很讲卫生的中原人对此多么难以忍受。蒙古人还恢复了原来的税收制度，但收税的人大多穿蒙古袍、说蒙古话，所以缴税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反而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唏嘘于中华竟沦落在蛮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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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一代人的时间，对蒙古人星火燎原般的仇恨就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根基。诸多起义队伍中最厉害的一支叫“红巾军”。这是一个秘密帮会，领袖朱元璋本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郎，出身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贫苦流离，住在收留他的寺庙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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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执掌红巾军后，邀来儒家学者帮衬，占领了南京城。以南京为大本营，朱元璋率军攻打元大都。公元1368年，红巾军起义赶走了中原最后的蒙古人，给元朝统治画上了句号。中国又回到了汉人手中，汉人皇帝朱元璋重新君临天下，定国号为明，开启了又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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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登基后，一般都会再定一个年号，后世对皇帝的记述也以年号指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封年号“洪武”，意为武功洪大、军威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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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执政后，决意复兴儒家中华，形成集权的官僚统治，重建礼教有序的农耕社会。重视家庭的理念得到提倡，乡村重现和谐民风，社会各方面再次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天下的秩序终于得以恢复，即世界的中心重回中国，皇帝稳坐中国的中心，皇帝是皇天之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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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武皇帝毕竟是农民出身的草民，这难免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真的是皇天之子、百姓之父吗？他的礼制真能带来天下安定的治世吗？中国历史上，从社会底层走上九五之尊的先例只有一个，即同是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新皇帝要立稳身份，就不能出丝毫差错，必须把所有礼制悉数做对。如此一来，没什么文化的洪武皇帝就需要学士来辅佐，于是这些学士在朝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大权。学士的权威来自对经典的掌握和对经验的运用，而不是对未知的探索。这些人权倾朝野，让经典之学成了谋求复兴的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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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虽然毕生依赖学士的辅佐，却非常憎恶有学识的精英，时常怀疑学士们在背后嘲笑他，所以明里擢升他们的官职，暗地里却削弱他们的权力。在此形势下，如果朝中有哪个官员非常得势，同僚都会嘱咐他小心前途，写好遗嘱。朱皇帝对自己身边的亲信也是如此，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扶他进金銮殿的都是些同样出身的底层人，他当皇帝后却时不时地判当年的穷兄弟杀头之罪。最初跟朱元璋共同起事的六十多人，到他驾崩时只有八人还在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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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也有好的一面。出身贫微的他同情农民，大幅减税，不过这也造成了后来国帑亏空。那么，国家管理和治安的成本以及更重要的军饷开支要怎么负担呢？既然年号“洪武”，总不能只养一支贫弱的军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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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的文官帮他出了一招。他们遍览典籍得出结论，完美的儒家社会是不需要常备军的，出现危机时全民皆兵，危机解除后解甲归田，皇上授田于军丁，让其屯田自足。军丁也不用亲自耕田，雇佣佃农劳作即可。这些人平日屯田，战时参军，而不用全职当兵为业。这样一来，洪武皇帝就有了一支百万大军。这支军队受的却是农民的统领。这样的制度下产生了世袭“军户”，在欧洲语言中称作“mandarins”[2] 。中国人就是这样求诸历史，从过往中撷取星辰让当下的星群更加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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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佃农和军户以外，明朝还需要其他职业，比如开凿河渠的劳工。这些人的劳动所得怎么给付呢？学士们又想出了对策，他们认为百姓应该服务于朝廷，以利国为己任而不图个人回报，这才符合儒家的主张。因此，皇帝从百姓当中广征徭役，给他们大谈儒家的忠孝仁义，让他们以此为荣。整个明朝的社会星群就这样越来越自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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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还通过组织里甲自治，节缩了不少行政治理成本。根据儒家思想，里甲制度下的良民有责任互相监督，遇有行为不端者要向朝廷举报。但是百姓为啥要心甘情愿地为皇帝做这些呢？别忘了，洪武皇帝非常残暴，在提出道德规约的同时还会以恐惧手段让人就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应该是个偏执狂，处处心怀猜忌，不惜一切代价去掐灭想象中的阴谋。有一次，他觉得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要谋反，不但下旨将其赐死，还要株连灭族。仅此一案，不仅丞相一人被参谋反，前后还株连近四万人。这样的惨案在洪武年间还有多起。所以想象一下，这么一位皇帝要求百姓检举坏人，谁敢不战战兢兢地照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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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史上有多种势力，但到了这时，中央集权再也不容撼动。洪武皇帝没有把洪大的武功用于对外扩张，而是用在了巩固内部秩序上。一旦有民间起义作乱，朝廷力量会立刻将其扑灭。明朝中国就此成为一个律法森严的专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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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朝的做法也是在重寻古代中国的社会追求，因此不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明朝接过曾遭重创的天下，亟须稳定社会。洪武皇帝誓要重建昔日中华，很多人愿意追随他，希望看到国家稳定有序，未来可期。但是洪武皇帝为实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残暴手段，想着让百姓吃饱饭却反而让社会更加贫困了。后来的皇帝变本加厉地注重王朝的稳定统一，以此巩固社会秩序的根本。受过创伤的中华社会需要回到正轨，而“回到正轨”正是“回到过去的秩序”。因此，“复兴”这一叙事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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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后，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动荡，但不久他的一个儿子登上皇位。新皇帝并不是太子，这违背了儒家社会的规矩，但他号称以大义为重即位掌权，年号“永乐”，意为永世安乐。明王朝渡过了第一次危机，重回发展轨道，复兴大业也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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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坐上父亲打下的江山君临天下，但还是总有“篡位”之嫌。要主宰复兴大业，必须向天下证明他的正统性，证明他同历代帝王一样承继了天命。于是，永乐皇帝首先下旨迁都，将前朝蒙古人的国都立为新都，定名北京。在北京城的正中心，他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宫殿群——紫禁城。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宫殿群为高墙所围合，内中布置着各种有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的兽像，其中遍布面朝北方的青铜狮子，那是蒙古敌军可能来犯的方向，在重要的位置上还有龙的雕塑，象征帝王之气。普通老百姓是禁止进入紫禁城的，偶有外国显要人物受邀进入，得双膝双手伏地叩见皇帝。如此礼数营造的氛围让人觉得皇帝是泱泱中华大国里近乎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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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永乐皇帝为彰显中华复兴之势，组建了一支巨大的船队。他下令建造六十二艘当时最大的木船，辅以两百艘左右的小船，其中大船长百英尺有余，差不多相当于美国一个小街区的长度。船队搭载两万八千人，几乎形成了一座海上城市，统帅郑和身材魁梧，是穆斯林出身的宦官。公元1405年至1433年，永乐皇帝令这支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诸半岛和群岛，到达南亚港口，再往更远处航行。船队到访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停靠过也门，也曾派信使远赴麦加，甚至远航到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每到一处，郑和就拿出明朝的物产给当地统治者，并换回给明朝皇帝的异域珍奇，有长颈鹿、孔雀羽毛、麝香、犀牛角等等。从中国的视角看，外邦统治者接受了明朝皇帝的馈赠，就是认可成为大明的藩属。显然，其他国家对这种礼物交换不会如此理解。但是，自诩天朝上国的明王朝并不关心外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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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率领的船队没有开展正式的贸易、征服和陆上探险。船队所到之处其实中国人早有了解，而下西洋的任务就是扬中华国威，让外夷叹服[3] 。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亲眼见过这支壮观船队的人无不慨叹蒙古人统治中华的时代像昨夜旧梦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真正的中华帝国重登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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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七次航行归来之时，永乐皇帝已经去世，新皇帝不仅叫停了航船远征，还下旨拆毁船队。显然，既然四方藩邦都知道了中华居中，自己在侧，就没必要再下西洋。明朝从此开始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浩大的内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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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兴建紫禁城，最大的工程都是修缮复建。毕竟，“复兴”是当时统领一切的主题。明朝新建的工程不多，但重建的却不少。秦始皇时代建造的夯土长城被坚固的砖石长城替代，后来有传言说这是唯一在太空中可见的人工建筑。今天人们所游览的长城，也多是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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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还疏浚了年久失修的京杭大运河，增建了先进的船闸和其他技术设施。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承担着中国南北水运的部分功能，但这条运河已经不是隋朝的老样子，而是明朝重修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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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初以来，历任皇帝都决意由朝廷统筹搞好经济。他们派遣官员到各地统收盛产之物，再按朝廷安排转销到需要的地方。这样复杂的经济流通机制需要严密有序的治国体制做支撑，而中国历朝历代均擅长此道。过去一千五百多年虽有朝代更迭，但官僚治国体制一直在发展，只是不同朝代运转的好坏、作用的大小不尽相同罢了。明朝的任务是让这套官僚治国体制再次运转良好，那就需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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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兴办了千余所官学以培养未来的官员，每个府、州、县中至少一所。要想取得官位，必须通过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自汉朝以降的每个朝代，甚至包括蒙古人统治的元朝，都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分辨良莠，擢拔人才。但是在元朝，科举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政治关系和民族出身。明朝终结了这一乱象，推行所教即所考，各处官学教授的统一课程由文官设计、制订，并由皇帝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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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学课程脱胎自成熟于宋朝又在元朝一度中断的理学。理学的核心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包括孔孟著述和《易经》等，也包括两千年来后人的阐释解读，这套庞大的思想体系被后世称作“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主张人性本善，但要靠教化培养道德，就好像有音乐天赋的人也需要后天训练才能成为音乐家。因此，教化良善之风在中国社会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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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多思想家进一步充实了理学学说，巩固了一系列礼法规矩[4] 。在理学兴盛的明朝，父亲责打儿子致死可能仅仅罚些银两，但儿子若敢在父亲脸上打一拳，恐怕罪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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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必须熟习四书五经并对后人评注烂熟于心。科举考试不鼓励自己的创见，而通过严苛的评判标准来确保答卷内容的正确。离经叛道者会遭到鞭笞，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处死。科举之难让很多心向往之的童生数十年寒窗，直到中年才参加考试。最终考取功名者也不会被委任在家乡或者有裙带关系的地方做官，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在治理制度中规避亲信关系和乡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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