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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面的迹象可能是有迷惑性的，萨非和莫卧儿帝国的艺术家们确实制作了精美的书籍，但其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却是旧的。书中不乏波斯文学经典，可这些都是早已写成的。各类新作品只是以旧有的方式模仿过去的成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erdowsi）为伽色尼的马哈茂德（Mahmud the Ghaznavid）而作的《列王纪》虽是几百年前的经典，但放在后蒙古帝国时代仍不显得过时。苏非派的伟大诗人鲁米（Rumi）出生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代，但他的作品在奥斯曼时代的读者读来也不觉得古怪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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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达鲁伊斯兰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毕竟自己的世界如此自洽。在伊斯兰这个星系中不同社会星群之间时常会有矛盾，但他们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论争，对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虽各有答案，但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的统治者看来，当时最重大的问题是要逊尼派还是什叶派？两者不可兼得。而在相邻的莫卧儿帝国看来，相应的问题是要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两者不可兼得。人们并非一团和气，而是确有争论，但大家都很清楚争论的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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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中部世界的学者很少关心西欧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那遥远而原始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眼下的时代课题鲜有影响。他们的这种态度与当时中国、印度、突厥和东南亚列岛上学者的态度是一样的。毋庸置疑，在地中海以东的诸多世界中，每个社会的复兴叙事都不会只把自己当成众多世界模式中的一种，而会觉得自己就是世界本身。不可否认，这种以过去为楷模，向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思路产生了强大富庶的帝国。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方却发生着重大变革，文明尺度上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思路在那里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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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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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时的中国人向历史中寻找理想社会，并不是说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理想社会，而是在蒙古人留下的残局中，不难构造出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并把复兴作为文明的第一要务。“复兴”这种叙事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因为每个社会要复兴的过往不同，但是其基本动机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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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现代英语中，这个词意为汉语普通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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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乐皇帝还曾派部六次远征北海和中亚地区，每次遣船二十五艘，派千人，统帅是宦官亦失哈。远征船队沿阿姆河北上，到达中亚里海附近，其目的应该也是彰扬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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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如，声望几乎可以望孔子项背的哲学家王阳明就主张知行合一，为善就是要有善行。他认为人性本善，但会因为花太多精力学习什么是善，反而在善行上变得迟钝。行善要在日常中锻炼，就像肌肉，不勤加锻炼就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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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宦官即太监，是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产物。在古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掌握权势的人以拥有众多妻妾来显示地位。妻妾成群的本意并不在于有很多交欢对象，作为皇帝或苏丹，不愁找不到性伴侣。大量的妻妾其实像雄孔雀尾屏上的羽毛一样是一种象征。即便后宫妃嫔成百上千皇帝不能逐一临幸，也决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这些女子只属于皇帝一人，这才是后宫的根本意义。不过，后宫妃嫔仍然得跟社会打交道，这就需要大量伺候她们的人，这个角色由丧失了性能力的太监承担。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中的太监没有形成古代中国太监那样的宦官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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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什叶派认为有一个生活在现世中的“隐遁伊玛目”，无时无刻不在悄悄地将真主的仁慈传到人间。这个“隐遁伊玛目”到底是谁无人知晓，但正因为他的存在才有了“阿亚图拉”，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能与“隐遁伊玛目”联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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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如，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一道被政府公派到美国读大学，从此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共同在政府里供职、晋升，同学不管被委任什么职位，都会请笔者的父亲做副职。而笔者的父亲在贫民区有个朋友是自学成才的治疗师，对医药颇有一些研究。即使他不是正式的医生，但作为朋友，不管笔者家里谁病了都会把他请来看诊。当有一个药房出现了空缺职位时，笔者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影响给这位加尼“医生”谋下了这份差事。类似的关系从加尼往下延伸到其他人，也从笔者父亲的同学向上延伸到其他有权有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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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16.进步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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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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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0年，复兴的想法在欧洲没什么市场。在14世纪的乱局以前，大部分欧洲人是赤贫的农民，对改善自己的生活乃至子孙的生活都不抱什么希望。历史往前追溯越久，民生状况越糟糕，这样的过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而经历了十字军和蒙古人的欧洲，有关异域国度的传说到处流传，说那里的穷人也能用胡椒做调料，开小店的人也穿得起棉布衣服。所以对当时的欧洲而言，向未来前进显然更具有诱惑力。既然今天总是比昨天好，那为什么要惧怕明天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发现值得荣耀，突破意味着探索，创新受到人们尊重——而在东方，求新是不受欢迎的。在此背景下，正当明朝中国沐浴着盛世繁荣、伊斯兰世界重回辉煌气象之时，一个宏大的新叙事在欧洲渐渐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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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东渐以前，欧洲曾被禁锢在停滞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敢质疑这种社会秩序，否则会遭到社会的贬斥。生活太贫弱、太不堪一击了，谁要是搅起什么波澜就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然而，黑死病大流行让禁锢了社会七百年的这套主体叙事发生了松动。怎么会不松动呢？在瘟疫最严重的时期，教廷显得非常无能。人们听从教廷的一切要求，却仍然有人不断死去。即便人们到教堂去忏悔，请神父免除罪愆，还是逃不过死神。瘟疫不会区分谁是高尚的信徒，谁是罪恶的坏人。上帝在到处施行惩罚，但这惩罚到底是因何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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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并没有让基督教本身遭到质疑，起初人们仅仅是对罗马教廷心生疑窦，后来世人纷纷重提那些在几百年前教廷就给出了权威回答的大问题：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世界现在是怎么了？当下的一切未来会走向何方？人们凭什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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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大瘟疫结束时，欧洲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终于可以解放思想。所以黑死病刚一过去，社会上就兴起了将《圣经》翻译为现行通用语言的浪潮。很多人都想亲自读读《圣经》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貌似……可能……不排除一种情况，一种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教廷或许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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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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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东渐之风慢慢回落的时期，造纸、印刷、出版等新技术的应用让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能识字读书。越多人读书，就有越多人想找更多的书来读，这正好呼应了将《圣经》翻译为通行语言的行动。教廷对此很是不满。让普通百姓也能看懂《圣经》？这岂不是要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秩序？于是宗教裁判所开始罗织罪名大肆抓捕异端，像当年烧死女巫一样把异端烧死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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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看，不难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急切。封建时期教廷掌握权力的原因全在于其把控着谁能进入天堂，谁要下地狱。如果人们靠自己就能得到来世的幸福，就不再需要天主教会，也不必相信其叙事主张了。如果这个叙事不再是必需的，教廷就会变成尸位素餐的空壳。所以一旦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对错）遭受了质疑，教廷生存的根基就被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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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倒是认为，此时让教廷人员忧心忡忡的应该不只是自身既得利益不保的问题。千百年来，天主教叙事不但维系了世界的正常运转，也让整个世界“可以被理解”。在这套体系下，即使赤贫之人也能感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与之相抵触的思想会威胁整个社会星群的自洽性和凝聚力。而如果社会星群丧失了自洽性和凝聚力，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迷失自我。身份的迷失对生物意义上的人并无大碍，但对社会意义上的人却是致命的。由叙事组织起来并赋予意义的各类社会组织——也就是本书中一直讲的“社会星群”，也会因此被动摇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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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背景下，教廷有理由因为谁试图翻译《圣经》就烧死他，虔诚的信徒不但不会因此失去对教廷的崇敬，反而会为此叫好，松下一口气来——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教廷自会处理，“我们”都能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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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17年，一位名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教士撰写了一份抨击罗马教廷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他所在的德意志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还把《论纲》附在一封信中，寄给了美因茨地区的大主教。很快就有人刊印了《论纲》的副本，在整个德语地区流传。马丁·路德的批评本身并没有政治色彩，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只是在基督王国既有的话语体系中阐述自己有关教廷的教义和行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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