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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殖民者开始着手将“蛮荒”改造成（自己眼中）“文明的田野”，而印第安土著则在防范殖民者伤害（自己眼中）“有生命的地球”。两大文明星系在此碰撞，各有一套自洽的体系，要融合起来实在困难。无往不胜的殖民者们没有把这种碰撞当作战争，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人之间才谈得上战争，而在这里可以说是在荒野上围捕野兽。殖民者跟印第安人的背景差别过大，遮蔽了两者之间共通的人性。其实，很多共同点并不难发现，比如他们都深沉地爱着子女，受伤时都会流出鲜红的血液，然而来自不同文化星系的双方到底没有从中感受到相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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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在美洲大陆上给印第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还把对印第安人的价值认知推广到了对待非洲黑奴上。虽然奴隶制古已有之，但这一次奴隶身份被建立在了显而易见的种族基础上。欧洲人相信人是分为不同类别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欧洲人还觉得，奴隶贸易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这是可以产生利润的事业。抓人做奴隶，再让他们服苦役累死，从中牟利的人不必觉得自己是坏人。贸易和奴役的想法能在同一个思想星系中产生联系，是种族主义在其中充当了媒介。在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历史上，以种族为基础的奴隶贸易就像西方传说中关在地下室里的牛头人身怪，欧洲人在楼上宴饮作乐，尽力不去想地下室里的这头怪物正怒吼着吞吃童男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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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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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面意义为“西班牙文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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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书中的“北美洲”与常用语境下的“北美洲”意义相同，主要指里奥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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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20.失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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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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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启航前往美洲时，明朝中国正重回可以媲美历史巅峰的辉煌。而当欧洲商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时，明朝盛世已去。不过这时的中国还没有显露衰落之势，明朝打下的江山稳固依旧。至于其内部体系是否仍然稳健，一切运转如常，这个我们说不清楚。中国太广阔、太复杂了，没有谁能轻易判断整个中国社会健康与否。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元，广袤的大地上有雪山、沙漠，也有沼泽、河流。这里的人们分属五十多个民族，使用两百五十多种方言，边境内外有着复杂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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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和中部世界也不比中国简单，但是中国总有一种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统一性。笔者认为古代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如果要造一个词来形容，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到这个时候，长久以来把这个“文明国家”凝聚为一体的主体叙事正开始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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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叙事传统，只要每个人在每个场合下都按孔子的方式为人处世，天下就会井然有序。然而，孔子不会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每种情形都给出明确的指导，特别是当现实出现乱局之时，有时孔子的指导似乎还自相矛盾。例如，皇权的交接就经常涉及棘手的问题。表面来看，规则很清楚：先皇驾崩，皇长子即位，这就维护了天下的法度秩序。但是如果皇长子愚笨不堪怎么办？如果他还未成年怎么办？如果出现了1524年危机中的情况，皇帝还未有子嗣就驾崩了又该怎么办[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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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继位危机中，朝廷官员决定拥立大行皇帝十三岁的堂弟继位。为了让继位符合礼制，官员们宣称，年轻的新皇帝是大行皇帝的身后嗣子。这听起来颇费周章，而且这样新皇帝就不能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了，这是大不孝之举！如此，国之礼法与家之宗法难以两全，这该如何是好？群臣众说纷纭，分成了两派。百姓纷纷上街请愿，朝廷就此停摆。这次“大礼议”堪比西方社会的宪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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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群臣想出了一个折中之道：昭告天下新皇帝的生父是大行皇帝死后的嗣子。这把情况更加复杂化了，但是深谙儒家文化的人会明白此举的合理性，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中华文明星群继续闪耀。在这个星群中，皇权源于礼制。因此在朝廷中，与掌管国之要务的兵部和户部相并列的还有一个“礼部”，因为整个社会都要靠“礼”维系起来。如果这次礼制之争的结果不能服众，百姓就会对朝廷失去信任。而最后只求正确稳妥的烦琐解决方式，实际上损害了明朝中国的统一、自洽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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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宋明理学影响下的社会并没有实现孔子理想中天衣无缝的和谐。比如，人人都知道重农抑商，朝廷命官最受尊敬。但中国的社会阶层不像印度的种姓，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在阶层之间流动，在科举中考取功名就有机会进入最高阶层。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要之一，但准备科举却要历经十年寒窗。农家子弟没有那么多时间，家里需要人手耕田。而商人家却不一样，说他们亦商亦盗也好，说什么别的也好，这些被视作“社会寄生虫”的人常常能富裕起来。富裕的人家可以让孩子专心读书，也请得起私塾先生在科举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样一来，最受轻视的阶层反而更容易一跃进入最高阶层。而农民世世代代继续务农，这着实让人心中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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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残酷的是，一心求取功名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所有的官职加起来不过两万，所以参加科举的人多数要名落孙山。那些十年寒窗却屡试不第者最终只有怀着对家人的歉疚另谋出路，内心必定是煎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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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与功臣元老原是底层的混混，他们虽执掌大权，但对金钱的作用没有深刻的理解，觉得银票不过是方寸纸张，只要百姓老实听话，货币体系自会运转如常。朝廷每有支出需要，就仿效宋朝做法直接印制银票。可是这些银票跟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的纸币到底不同，欧洲的纸币有商业交易产生的价值支撑，而明朝的银票只是体现朝廷的印钞能力罢了。银票为什么可被当作钱币乃至银票价值几何，全靠朝廷规定。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不愁通货短缺，但凡有需要，朝廷可以直接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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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弊端在于，银票一旦流入市场，朝廷就不再能左右其购买力。同一张银票，不论票面写明银两多少，可能在甲地是一个价，到了乙地就值另一个价。所以，即便明朝是以政令调控的统一经济体，银票还是扰动了内部经济。于是朝廷改弦更张，开始铸造铜板，却也没能重树百姓对货币的基本信任。人们熟悉的白银重新成为民间交易的主要通货，但凡可以，人们都乐意用银子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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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朝廷也随了大流，要求税赋俱以白银缴纳。然而明朝本来没有那么多白银，自己的银矿都已近枯竭，邻国日本的内乱又影响了白银进口。要想多弄一些白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向各路欧洲商人出售商品换取银两。这些洋人虽然陌生，但是兜里揣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又对中国商品趋之若鹜，尤其青睐茶叶、陶瓷、丝绸等。不过，茶叶和丝绸外贸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恶果，可耕地总量就那么多，一块地如果用来种茶叶或养桑蚕就不能再种稻米，两者不可兼得。与此同时，社会人口还在增加，粮食减产也不是办法。这要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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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世纪，明朝不声不响地采取了一种策略，开始从世界各地引进新的农作物：红薯、瓜类、玉米等等。这些作物跟水稻不同，在沙地里、山坡上都能生长，让原来的荒地变成了农田。从此人们可以一边生产粮食，一边种植经济作物支持出口，人口增长和外贸繁荣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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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地区，大量白银流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陶瓷工厂中做工。明朝的商人和工匠纷纷富裕起来，这让理学维系下的社会体系出现了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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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人只看到出口繁荣、粮食充足，而对哥伦布航行带来的涟漪效应浑然不觉。其实瓜类、玉米等很多作物在新大陆被发现前都只存在于美洲。是欧洲人先引进了这些新品种，才让它们后来在整个东半球普及，一直来到遥远的中国。除此之外，市面流通的白银也多数来自美洲。不过只要明朝社会正常运转，哪个中国人会在乎庄稼和银两到底来自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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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反转。17世纪初，地球进入了一个气候小冰期，全球气温略微下降，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变冷了，而是各地气候出现反常的波动。在中国出现了旱灾，造成庄稼绝收。在此之前，明朝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到这个时候，正值欧洲出现银行、公司、民族国家等新趋势，明朝中国却困于粮食短缺。人多粮少，这在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动乱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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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颗粒无收，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谋生。然而不巧由于一个发生在别处的历史转折，这时的城市也无工可做了。忽然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减少了，遥远的欧洲出现了乱局，不知地处何方的西班牙发生了经济衰退，身在中国的人们对西班牙局势又能有何作为呢？无能为力，只能承受着遥远的西方上游对本地下游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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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离乡的农民只好四处流浪寻找生计，其中必然会有人丢弃了孔孟道德，开始弱肉强食。对付这类地痞蟊贼，用重典、下大牢并不起作用，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反而会作恶更甚。于是朝廷把这些人征召入伍，希望他们的破坏欲能用在为国出力上，可惜效果并不好。这批品行糟糕的人总是不听指挥，被军队开除后反倒成了受过训练的有武装的恶棍，横行乡里，挑起事端。越是这样的人还越臭味相投，拉起了帮派，结成了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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