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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18到19世纪的穆斯林思想家和活动家们头脑中萦绕不去。伊斯兰世界中出现了精神革命的势头，这也是伊斯兰教本身的迫切需求。精神革命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合成了一股潮流，因为在伊斯兰教中精神信仰与政治生活从来就是不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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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两种潮流的汇聚中痛苦地探索着自我身份，这种身份探索与反抗西方霸权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者。他们不以穆斯林本身应该是什么而定义穆斯林身份，而篡以穆斯林不能是什么的概念，宣扬伊斯兰社会不属于西方也不能成为西方，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排斥异类为基本特征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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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十字军东渐时期，欧洲人就以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东方社会的对立定义自我身份，同样是源于对异类的排斥，同样是以自己“不能是什么”来建立身份认同。但是，当时的欧洲文明蒸蒸日上，以排斥外族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能展现出洋洋得意的自我优越感。然而，18到19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却是刚刚认清自身的局限落后，急于扼住颓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排斥异类的身份认同只会滋长仇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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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极端穆斯林眼中，要抵制的是欧洲的什么呢？不应该是科学技术。伊斯兰社会中大部分运动倡导者都能认识到，机器生产的社会终究要取代没有机器的社会，穆斯林如果拒绝科技和工业，无异于甘居人后。游历世界的大学问家赛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尼（Syed Jamaluddin al-Afghani）及其思想的继承者们主张穆斯林不仅要接受机器，而且要掌握机器技术和其中的基础科学。他们认为伊斯兰本就是科学的宗教。先知穆罕默德是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法布道，发展全新的信仰社群，在极端劣势下打赢战争而感召人们产生信仰。而且，早期伊斯兰文明有辉煌的科学成就，只是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偏离了上升的轨道，让死记硬背经文蒙蔽了双眼，让堕落的宗教人员破坏了伊斯兰的先进性。因此，穆斯林必须正本清源，探索将机器文化融入伊斯兰复兴叙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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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穆斯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抵制的不是科学与机器，那么是要抵制什么呢？那就只能是社会道德与性观念，因为这是西方和伊斯兰社会之间最显著的差别。19世纪正值西方社会提倡女性独立，大家庭的概念不复存在，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被政治抵制与精神革命潮流裹挟着的极端穆斯林就将伊斯兰的正统性简化为两点，一是维护部族规模的大家庭结构，二是限制女性只能在“内”的范畴活动。他们提倡对经典做严格的字面解释，并以此作为性别与婚姻方面的规范。具体来说，当时接连几代穆斯林极端分子都主张正派的穆斯林要抵制欧洲的家庭生活方式、儿童教育方式、家庭和亲戚观念以及性与性别关系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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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划分为男女两性的范畴并对应到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内外有别，这其实早已根植在伊斯兰社会的历史叙事中，可以一直追溯到伊斯兰教出现以前。对女性的禁锢在穆斯林与拜占庭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在当时拜占庭的上流社会中，女性蒙面纱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到了伊斯兰教的革命时代，伊斯兰社会一面吃力地接纳机器进入自己的文化，另一面在身份认同上开始过度强调女性居“内”的属性。伊斯兰的历次革命运动普遍提倡禁锢女性，久而久之，对女性做种种限制成了其核心主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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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工在全世界出现重大转折的基础原因在于机器及机器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那么不管舆论如何导向，性别革命终会到来。一切试图回到过去性别角色区分或者限制女性发展的行为都将是徒劳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就是要倒转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技术进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的话，恐怕只能把全球的城市都炸成废墟，扰动自然气候以致社会重回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但是即便历史倒回从前，人类仍然会重新发明工具，直到再次研究出机器。这是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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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26.帝国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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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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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0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一个个疆域广大、民族多元的王朝帝国中，统治帝国的君主依靠血统出身获得权威。相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众多帝国，此时的帝国只是显得大而无当，两者从结构上讲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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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欧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由一系列公国和小君主国组成，居民主要是讲德语的民族，其中最强大的核心部分是普鲁士。而东欧大部分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匈帝国，民族构成复杂，使用不同的语言。与哈布斯堡帝国相邻的是另一个家族王朝，罗曼诺夫家族的俄国，它就像拼贴布垫一样由五花八门的部分组成，疆土一直向东延伸到太平洋沿岸。而与俄国相邻的，有同样像拼贴画一样组合在一起、由奥斯曼家族统治的若干小国，还有远在东方在清王朝治下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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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情况大抵相似，只是略有不同。法国此时已经是一个宪政共和国，但不久前也还是帝国。作为欧洲的中心，此时的法国本土有一套世俗的、理性的统治机制，但是法国还统治着越来越多的殖民地，殖民地中的不少统治者（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仍然靠血统出身和宗亲关系确立统治权威。在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中，情况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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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庞大的帝国在世界上开疆拓土的同时，在内部酝酿成熟了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政治单元，而其成因至少可以部分归于机器。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它自形成之初就努力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之前，这种新的社会星群已经有了几个雏形。英国和法国从14世纪起就开始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变了，在那前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军队多次侵略法国，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民都从中培养了民族身份意识。英国国王以民族大义动员军队，让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地域的士兵奔赴海外战场，与跟自己讲同样语言的战友并肩浴血作战。而敌人虽然也长得和自己差不多，但叽里呱啦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语言，简直像一群外星人。反过来，保卫家园的法国人估计也会把英国侵略者当作人形外星人对待。在双方内部，不同的方言汇聚成共同的语言，对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的认同让内部越发团结一致，而跟敌人更加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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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遥远的伊斯兰世界，伊朗也经历了类似基于文化和地域形成民族的过程。这里的什叶派被突厥裔逊尼派从两边合围，而且自身的民族源流清晰，共用波斯语，还有着共同的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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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国家不只强调民族身份认同，更需要客观存在于世界上的实体。它是诸般社会潮流发展向前的必然产物：银行业的发展、单一货币的出现、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战争武器的日益发达……所有这些因素相辅相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统一体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这便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之于王朝帝国，就好像帝国之于文明——前者比后者更精练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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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传统帝国靠扩张取胜，追求版图面积，由此产生了疆土辽阔、税源和兵源都十分充足的大帝国。帝国之中，皇帝掌握绝对权力，想杀谁就杀谁，无须向谁说明什么理由。但除了可以随意开杀戒之外，皇帝对臣民的生活没有太多其他掌控。即便社会上黑心商人贩卖过期牛奶，年幼孩童公然酗酒，流氓骑马横冲直撞，妇女脏话连篇……皇帝对此能有什么法子呢？毫无作为，甚至全然不知，就算知道也不以为意。可能有人会出面管束，但出面的人不过是些当地的教士、看不过眼的耆老、行业公会的领袖，或者可能是家族的女性长辈，再不然就是左邻右舍都惧怕的大块头。帝国的社会治理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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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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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民族国家追求的不是广度，而是深度。在这种社会星群中，国家元首无权随意处决国民，元首同国民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国家作为一个由社会机制界定的抽象整体，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每个国民的生活中，并且对国民生活的干预也更加深入。民族国家的内部实行相同的法律，使用同一种货币，由唯一的中央权力垄断所有暴力机关。虽然国民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国家规定一种官方语言，所有公共事务都通过该官方语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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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边界清楚明确，跨过边界就像跨过人行道上的一条裂缝那样截然清楚。一条国界，这边是法国，那边是德国，明确无误。民族国家的人口集中，交往密切，因此很容易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形成意图规划，再付诸行动。民族国家在此方面的能力要强过以往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单从国土面积上论，当时的英国比中国小得多，但要是比谁执行国家意志的能力更强，英国却远在中国之上。英国的这种实力既不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也不归功于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首相或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这些个人都只是不列颠王国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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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19世纪最受追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是一系列富有感召力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主权国家，就像羽毛相像的飞鸟总要成群飞翔。每个人都不应被自己的民族国家拒之门外，每个民族国家中的全体国民共同构成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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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怎么定义哪些人属于同一民族？哪些特征决定了一个人属于某个民族而非另一个民族？比如，没人会认为身高是决定民族的因素，不会要求成立“高个子国”和“矮个子国”。那么语言算是一个因素吗？共同生活经验呢？共同信仰呢？或者某种程度上说，血缘身世是否也是一个因素？一个民族是不是指从同一个祖先繁衍出来的所有人？这种亲缘关系现在还明显吗？肤色是不是民族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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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建立在以上这些基础之上，意识形态也能把人们团结起来形成国家。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提出的都是普世的原则，旨在绘制法制与规则的蓝图，希望这些社会机制能适用于全人类。诚然，社会现实并不符合这两大文本中的理想，两者在语言上也潜藏着许多矛盾。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最早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时，当时的人们会默认“人”指的是拥有土地和经济能力的男人，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也不认为奴隶制与杰斐逊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有矛盾，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亚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在《独立宣言》上签字时，还拥有三千五百个为他工作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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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开创性基础文本，其中的普世基调仍然揭示了一些基本原则。进步的活动家以此为据，推动美国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方向，要在经过一场南北战争，死去六十多万人后才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战争期间，美国宪法出台了一个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只要接受美国宪法的管辖即为美国公民。而在欧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另外一种观点受到推崇，即定义民族国家是基于民族源流和血统的一群人组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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