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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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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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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4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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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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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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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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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但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将这样含糊的一种说法付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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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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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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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希腊、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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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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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 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1 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得分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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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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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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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了。像19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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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的种类增长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的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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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去的40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4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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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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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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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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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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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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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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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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