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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特性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自夸为高于0.90的“复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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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卡内罗的量表，显示了南美洲9个社会中8个选定的文化特性的有（+）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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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筑 － － － － － － － － + 政治状况 － － － － － － － + + 金属矿石冶炼 － － － － － － + + + 社会分级 － － － － － + + + + 织布机纺织 － － － － + + + + + 酿酒 － － － + + + + + + 陶器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雅甘人 舍伦 特人 桂库 鲁人 图皮南巴人 希瓦 罗人 库马 纳人 安萨 马人 奇布 查人 印加人 以会导致结果不同的不同统计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和得到的指数，在此后10年内大量涌现。其中大多遵循纳罗尔和卡内罗的模式，将反映大量不同的人类活动的特性聚拢在一起，试图得出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印象，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仅仅关注某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分化情况的特殊史料，比如丧葬情况或定居模式。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同，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数大多产生了近似的结果：根据卡内罗的统计，当时结论比较相近的分析家达到了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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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进化论变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部分要归因于两本书对基于分化的理论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释，分别是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和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的《政治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前者将社会划分为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者则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这些分类法（尤其是瑟维斯的分类法）多多少少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替换了帕森斯和怀特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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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美国新进化论的高潮。然而，就像是20世纪头10年——当时古典进化论眼看着就要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大综合——的离奇再现，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钟摆突然远离一切近似于斯宾塞的理论而去。经济史和政治学是鲜有的例外，也许是因为制度分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了接近于过去的阶段理论，以及定量进化论在苏联依然受到青睐。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对于进化论所进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争论，也像20世纪头10年那样带着政治锋芒。关于派性偏见、招摇撞骗和劣质学术的指责，败坏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著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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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们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员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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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们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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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书非常得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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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外，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尽管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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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学术界的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写出能像《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那样畅销的书，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为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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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21世纪前10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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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于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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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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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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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长。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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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们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展示的是，埋葬者们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们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上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特性（定居点规模）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代表着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特性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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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普遍渐渐放弃了将分化作为分析工具，然而社会学家们却越来越倚重分化。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认为的最复杂的社会——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分化程度上还不及一些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国家。这些古代国家有着复杂的住宅区网络、秩序和等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分化是同质的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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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对于现代性来说也不算独特：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一同质的市民社会，合法的分化程度也远不及此前古代时期的城邦。尽管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国家能力和繁荣程度有巨大增长，雅典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结构的复杂程度却显著下降了，这点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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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化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普遍的、像法律规定一样的社会过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化”一词便从社会学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比从考古学讨论中消失得还要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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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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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分化”太不一致，无法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的话，“复杂性”一词也必须随之丢弃，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正式定义中，这个词是完全依赖于“分化”的。然而，在过去20年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都提出，如果我们在斯宾塞的分化论基础上，以从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的复杂性理论来替代社会科学观念的话，“复杂性”可以保留为一个中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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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版本的复杂性理论都认为，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宏观的模式和结构，从作用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不依照任何观念行动的微观行为中显现出来。斯宾塞也许会欣赏这样的观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和毁坏是自然过程——通常被称为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简称SOC）——对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组织的形成同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观点已为人类学、考古学、管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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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经常会吸收和利用新进化论者的分类法，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描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时。然而，他们也往往认为新进化论不严密、陷于经验主义和缺乏清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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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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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们复兴了斯宾塞的进化观，将其作为一个能涵盖从地质学到法律程序等一切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一些社会学家逆向而行，拒绝再使用同样的标签，以生物有机体的改变和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多样化类型的变化来描述达尔文学说的派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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