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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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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见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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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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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天的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兼并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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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带的社会的办法是常识。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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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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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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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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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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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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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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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因）。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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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公元1900年的分数，将把工业化的英国、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重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最强烈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带内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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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核心地带发生了极大的迁移和变化（见图2.3）。从公元前11000~约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非常稳定，一直安于地中海的东端，除了约公元前250~公元250年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扩张，纳入了意大利。否则，西方的核心地带就始终维持在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形成的三角形内。自公元1400年起，这一核心地带不断地向北和向西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又扩张至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公元1900年，该核心地带跨越了大西洋。到2000年时，牢牢地在北美洲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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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东方和西方核心地带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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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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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核心地带始终保持在最初的黄河–长江之间地带，一直到公元1850年。尽管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重心北移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公元500年后又回到了南方的长江谷地，公元1400年后再次逐渐北移。到公元1900年时，该核心地带纳入了日本，到公元2000年时又纳入了中国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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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的确切边界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专家们都会有不同见解。在表2.1中，我大致标示了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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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和东方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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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 侧翼丘陵区（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0~前35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30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2500~前13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1200~前10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900~前700年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6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500年 波斯帝国（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年 波斯帝国–爱琴海（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300年 希腊化王国（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200年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100~公元200年 地中海中部（欧洲南部） 公元300~600年 地中海东部（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700~8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叙利亚－伊拉克（亚洲西南部） 公元9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西班牙（欧洲西南部） 公元1000~1400年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非洲北部－欧洲南部） 公元1500~1600年 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西部） 公元1700~1800年 法国、英国（西北欧洲） 公元1900年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欧洲北部，美洲北部） 公元2000年 美国（美洲北部） 东方 公元前14000~前2250年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前2000~前600年 黄河河谷（中国）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300~900年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000~1500年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600年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日本 公元1700~1800年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900年 日本 公元2000年 中国东部、日本 近似和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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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的是，世上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精确的指数，无论是从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解释“精确”一词，使其意味着所有单个细节都绝对正确，还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使其意味着所有专家都会做出同样的估计，即使他们无法证明这些估计是正确的。在所有历史知识中，我们可以完全确信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专家们能一致同意的更少。因此，如果问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数是否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当然是不正确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们有多不正确？它们是否大错特错，证明了我错误地识别了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形状，意味着我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所做的解释存在致命的缺陷？抑或这些误差实际上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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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主要办法。一个办法是假设我犯了系统错误，普遍地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再问：（1）我们需要将分数改变多少，以使历史显得非常不同，使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不再适用？（2）这样的改变是否貌似合理？我将在第七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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