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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瑟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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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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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问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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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社会量化并进行比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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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比较,对于解释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加有益。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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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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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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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考察的4个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特性。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特性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特性之外,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特性。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4个特性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足以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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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特性。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特性,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或相互重叠。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特性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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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关注的特性应当更少。考虑到4个特性当中存在的冗余,我们或许应减少几个特性,以增强简约性。很显然,方法也许是放弃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只专注于能量获取,因为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都只是使用能量的途径。图2.4展示了单看能量的指标会是什么样的。图2.5则不同,展示了由全部指标产生的分数,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在单有能量的图中,正如在完全的社会发展图中一样,自冰期晚期以来,西方仍在90%的时间里领先东方;东方仍然是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超越了西方;大约公元100~1100年仍然有一个硬上限阻碍了发展(稍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得分仍高于较早的时代;公元2000年仍然由西方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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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线性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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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得分(线性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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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关注能量,当然有更加简约的好处,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我采用的4个特性并不完全多余,自大约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能量获取与其他特性呈现非线性关系。能量获取的余裕的增长,导致了选定领域能量使用的极其巨大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20世纪城市的规模翻了4番,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信息技术跃进了80倍,而人均能量获取才翻了一番。如果只关注能量,就经不起爱因斯坦理论的检验,因为那样太简单了,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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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4个特性是度量社会发展的好办法,但我犯了事实错误,得到了错误的度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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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讨论近似和讹误时提到的,应对这个反对意见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的经验主义错误,始终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问两个问题:(1)我们需要把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上去非常不同,以致《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不再有效?(2)这样的改变是否似是而非?我将在第七章里论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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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辩驳这种意见的办法是,假设存在一贯但并不系统的经验主义错误,随意、出人意料且严重地夸张或低估了东方和/或西方的分数。避免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无疑就是贯彻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的意见,对照证据检查指标中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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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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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创造的社会发展指数,我最想说的是,它反映了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也同样反映了社会进化论者们的贡献。从斯宾塞最初的文章发表以来,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们就辩称,社会进化论者们试图解释一切,却往往最终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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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们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就是没有能通吃的社会发展指数。纵观整个20世纪,指数创造者们想把各种各样的主题纳入自己的框架,却往往使得不具备可操作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经常又使情况雪上加霜。例如,卡内罗的解决办法是给他的指数增加越来越多的特性,结果,特性从1962年的8种,膨胀到1970年的618种,仍然还望不到明显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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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指数并非试图解释一切,只专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大陆西端的社会,在19世纪主宰了世界,而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又在20世纪取代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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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专注有3点好处。它使得3种情况成为可能:(1)定义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时,头脑中有这一特定问题;(2)选择能直接证明核心概念,同时又合情合理、易于操作的特性;(3)设计能在时间的推移中度量变化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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