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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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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500年 21 000 22.88 公元前13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400年 22 000 23.97 公元前12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300年 22 500 24.52 公元前11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200年 24 000 26.15 公元前10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100年 25 500 27.79 公元前9000年 4 500 4.90 公元前/公元1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8000年 5 000 5.45 公元1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7000年 5 500 5.99 公元2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6000年 6 000 6.54 公元3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5000年 6 500 7.08 公元4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4000年 7 000 7.63 公元5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3500年 7 500 8.17 公元6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3000年 8 000 8.72 公元7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2500年 9 500 10.35 公元800年 28 000 30.51 公元前2250年 10 500 11.44 公元9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2000年 11 000 11.99 公元1000年 29 500 32.15 公元前1750年 13 000 14.17 公元11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500年 15 000 16.35 公元1200年 30 500 33.24 公元前1400年 15 500 16.89 公元13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3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4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12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5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100年 16 500 17.98 公元1600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1000年 17 000 18.52 公元1700年 33 000 35.96 公元前900年 17 500 19.07 公元1800年 36 000 39.23 公元前800年 18 000 19.61 公元1900年 49 000 53.40 公元前700年 18 500 20.16 公元2000年 104 000 113.33 公元前600年 20 000 21.79 图3.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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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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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过去（180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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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方核心地带一样，2000年时东方核心地带也有高质量的统计资料，可供计算能量获取情况时使用。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人均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为大约每人每天104 000千卡，不到美国的消费量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的一半，但比东方（或西方）历史上任何较早时期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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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可靠的政府统计数据不会在历史上回溯太远，而且（像西方一样）农民家庭用于燃料、房屋、衣服等的生物量缺乏量化的资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1900年，日本烧了300万吨煤（大致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500千克，或者略高于每人每天500千卡；而1903年英国的消费水平为1.81亿吨煤＝每人每天4.36吨≈每人每天40 000千卡），以及只能称之为微量的石油。然而，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压力的增大，生物燃料的使用也越来越高效和密集，而资源基础在逐渐弱化，也许堪与十八九世纪西北欧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相比。总之，各种不同的资料表明，1900年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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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相对记录得比较好。煤和豆渣肥料在19世纪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日本，一些地方实际上还在下降，但能量获取水平肯定高于每人每天40 000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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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议，以致成为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争执的主要战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中主导的理论是，中国经济在1400~1900年是停滞的。例如，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在1000~1500年，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表示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然后在1500~1820年，一直停留在600美元没有变化。同样，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农业在中世纪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变革后，于元朝（1271~1368年）达到了其极限，自那以后，最优的实践方法从中国南方农业核心地带传遍了全中国，但基本上没有再出现重要的新技术。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在宋朝（960~1279年）接近于工业起飞后，就陷入了一个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的依靠肌肉力量和水力的技术达到了其效率的极限，但却没有足够的诱因跃升到使用化石燃料的技术。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率，此类观点都认为东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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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猛烈攻击，部分是因为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向学者们开放了大量明朝档案，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证据，特别是清朝（1616~1911年）的证据。彭慕兰尤其主张，18~19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轨道，与西欧的发展轨道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差异。他认为，中国原始工业化形式与工业革命是类似的。彭慕兰还提出，清朝时期的中国即使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中。按照他的计算，19世纪典型的中国成年男子每天消费2 386~2 651卡路里的食物，与英国的水平是大致相当的。中国人消费的食糖、烟草、蜡烛、家具和肉类的数量似乎也在上升中，棉质衣服已普及寻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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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400~1900年的东方勾勒出的农业退化的悲观的旧画面，仍然有其捍卫者，但随着东方实际工资和农业产量的长期资料的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在两种理论中折中是最为合理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1600~180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的确是下降了（见图3.19），但仍然相当高，晚至17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可能仍然比欧洲任何地区的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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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1300~1800年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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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艾伦，《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收入》（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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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乐观主义者们认为，1738~1900年的北京实际工资的确是稍稍上涨了（见图3.20），但仍然非常低，与落后的欧洲南部差不多，与兴旺发达的欧洲西北部相差甚远。1738年时，北京、上海、苏州和东京实际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及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一半，但大致与欧洲南部（如米兰）或中部（如莱比锡）相当。东方的工资实际上在1918年时仍与南欧非常接近，但在1820年的时候，中欧的工资就已经与东方拉开了距离，而向英国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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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00年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西方核心地带，但低得并不多。按照我的计算，当时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大约38 000千卡。在东方核心地带，农业产量很高，也有相当大量的煤用于取暖和做饭，但没有蒸汽动力，关于实际工资的资料也表明总体生活水平低于西北欧。所以，东方标准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其核心地带（中国北方和沿海地区，再加上日本）大约为每人每天36 000千卡，在不超过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前提下，不会过于高于这个水平；在不降至罗马帝国水平的前提下，也不会低得太多，与罗马帝国为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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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公元1738~1918年欧洲和亚洲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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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艾伦，《工资、价格和生活水平》（Wages,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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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表明，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进入现代时期的时间（这么看来，大约是在1800年）仅比西方稍晚一点（见图3.21）。与传统/悲观论点相左的是，19世纪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确上升了，但增幅比西方要小得多。在19世纪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中，西方占了先机，是由西方的腾飞，而不是东方的衰落决定的。同样，20世纪东方的全球地位提高，也不是因为西方的衰落，而是因为东方人学会了利用西方人率先利用的化石能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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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1800~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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