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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早期的中国（130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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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在中世纪时期经历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后，在1400~1800年，农业和工业生产均陷入了停滞状态，然后在19世纪，由于内战、政府管理不善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影响，实际上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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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点有好几个版本。德怀特·珀金斯在他对1368~1968年的农业产量的先驱性研究中，在卜凯（John Buck）对战争时期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15~19世纪，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从长江流域推广到中国北方，然后随清朝时期的移民，又推广到陕西，甚至西部更远的地方。据珀金斯的计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产量到1300年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每公顷[1]3.5吨，是1800年英国地区产量（每公顷1.7吨）的两倍还要多，尽管按照劳动者人均产量计算，只有1800年英国水平的1/3（每公顷0.3吨比每公顷0.92吨）。中国的生产力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灌溉小麦种植相比，成绩也极可观，埃及的产量可能大约为每公顷1.67吨和每人0.6吨。珀金斯认为，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于1400年后在全中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总产量，甚至人均产量也因为出现了较好的耕作方式而有所提高，但19世纪最优秀的农民仍不及14世纪最优秀的农民那么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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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懋可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的能量获取水平经过唐宋时期非同凡响的提升后，于14世纪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见图3.23），农业、工业、财政和交通运输业都达到了传统手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伊懋可说，唯一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就是转向化石燃料经济，但由于传统技术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巅峰，东方没有诱因让人们进行那种能引发西方工业革命的革新。简而言之，这样的革新实际上会降低产量，因此受到人们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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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论点都认为中国经济停滞了大约400年，这与20世纪中叶认为中国是永恒静态的传统西方理论是相符的。在同样的理念下，安格斯·麦迪森提出，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稳定地保持在600美元，只有1700年英国水平的一半。正如上面提到的，罗伯特·艾伦认为1738~1900年中国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稳定无变化，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产量在1600~1800年略微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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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高水平均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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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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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来自彭慕兰等人的挑战重启了争论。我本人的计算结果是，1200年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与罗马帝国非常近似（刚刚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而在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只比当时的西方略低一点（每人每天36 000千卡）。这将意味着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1700年增长了15%~20%。由于极少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早期现代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说法进行过量化分析，所以很难说我的数字是更接近于珀金斯/伊懋可/麦迪森/艾伦的观点，还是彭慕兰/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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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1200~1700年的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也不大可能。对长江三角洲一带新近的研究显示，有些地区这500年来的确很稳定，但总体而言，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也许稍好一点）都是饱受创伤的。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城市毁灭和贸易崩溃。我不了解对经济具体领域的详细研究情况，但非常粗略地推测，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勉强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之后，可能下降了5%。譬如，1300年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1400年为每人每天29 000千卡。这将导致1400~1800年是比传统模式更快的恢复时期。在3个世纪中，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将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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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罗兹·墨菲关于1600~2000年西方崛起、东方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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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兹·墨菲，《外来者》（The Out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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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得出这些瞎猜的答案，但总体画面似乎是可信的：1200~18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稳定增长——实际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应当算是迅速增长；但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快得多。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诸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等历史学家们的主张——现代早期“东方的衰退”和现代早期“西方的崛起”对于促成19世纪西方的统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必然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发现证据，能证明公元1400年前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上升到足以与19世纪的西方相匹敌，然后又下降了——实际上，这似乎正是墨菲的图（y轴上没有数字）想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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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展示了我对公元第二个千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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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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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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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通常被划分为西汉/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年）、王莽改制时期（公元9~23年，也称为“新朝”）和东汉/后汉时期（公元25~220年）[2]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堪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将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考古证据的全面比较，如能以量化的形式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供利用，否则这部分的估计必然是非常印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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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通的对汉朝经济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统计数字，但文献资料和对汉朝考古证据的定性分析，的确使尝试性的计算变得可行。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即使最成熟的铁器加工业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而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铁器只是非常缓慢地在中国农业中得到推广。公元前200年时，青铜工具、木制工具，甚至骨制工具和贝壳制工具，都比铁制工具要常见。关于犁的考古证据是有争议的，金属头的犁似乎到东汉时才得到普及。大规模使用犁牛和用砖衬井进行灌溉，似乎也是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特色。文学作品也描述了一系列汉代出现的耕作方式改进，起始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赵国的轮作法，但这些改进方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施了，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最高产的技术和机械也许只局限于东汉的精英阶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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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形成的印象是汉朝的农业生产力不及罗马帝国，尤其不及尼罗河谷的灌溉农业发达。这也许不仅是印象。生产力在公元前200~公元100年之间肯定是增长了。贾思勰写于6世纪30年代的《齐民要术》一书，也表明农业技术（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即使在农业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不断改善。许倬云搜集的文献资料表明，汉代农业是高度成熟的，但仍不及贾思勰时代的中国农业发达，也许也不及罗马帝国的农业发达。对汉代和罗马帝国成人身材的骨骼证据和营养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将是极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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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任何全面的考古出土物目录，可供我们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定居点遗址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直接进行比较。对公元11年因黄河泛滥被淹没的一个村庄三杨庄新近的发掘记录的全面出版，将尤其富有价值。该村发现后，立刻被冠以“亚洲的庞贝”的称号。遗迹保存非常完好，考古学家们甚至发现了村民们在泥泞的田地中逃跑时留下的脚印。不大引人注目但却更具价值的是，至今可查阅的简要报告中描述的有着黏土屋顶的砖砌房屋，简直就像是稍小版本的同时代的罗马房屋。村民们的农具配备得很好，很多都是铁制的。从留存下来的黏土模型和布局证据判断，汉代城市里的房屋无疑是非常精美的，但总体的考古记录显示，中国的城市比罗马面积要小，结构也比较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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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有大规模铁生产的描述。新近在朝鲜的发掘也发现了建于公元2世纪的令人惊叹的炼铁设施。沙伊德尔提出，罗马的货币供应大致是汉帝国的两倍，罗马最大财富值也是汉朝最大财富值的两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只有松散的关联，但验证了人们认为西方古代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高于东方的印象。汉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也低于宋代。至少从已公开的汉代考古证据来看，没有任何成就堪与宋代的煤铁使用、道路建设、技术革新、金融工具或者远程贸易水平相比。不过，与草原游牧部落和东南亚间的贸易在汉代的确有迅猛增长，而且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到的，到公元2世纪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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