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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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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没有经历像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崩溃那样的灾难。西方的崩溃使其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连下降了好几个世纪。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相反，上升得越来越快。像古代国家时期一样，缺乏对人体骨骼资料的系统性搜集和家庭考古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但相同的是，仍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勾勒出总体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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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证实，土地占有制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掌握在法律上自由的农民手中，国家课税取代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在土地上为他们的主人劳作的制度。这方面最早的清楚记载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对农产品课税。到公元前3世纪时，这种向自由持有土地的制度的转变可能已经完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大概鼓励了农民自发地加大了投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更高的产量便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还伴随着农业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成熟的文献并不断发展，以公元前440年魏国的李悝为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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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茬复种的文献证据似乎也是与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相伴的。到公元前200年时，两种作物轮种（中国北方是小麦和粟，南方是粟和水稻）已显然成为常态，偶尔也会种些豆类，可能两年轮种3种作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牛”字的流传说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时，役畜也变得重要起来（至少是在上层社会）。然而，在更确定的文献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国家大规模地涉入水利工程始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大力投资开凿运河，以提高农业产量，其最高峰为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的李冰在新征服的四川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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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工具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李学勤和唐纳德·瓦格纳都认为，公元前800~前5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一些考古学家仍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到公元前500年时，中国也开始使用铁器（可能像青铜技术一样，制铁工艺最初也是跨越草原由西方传来的）。中国的铁匠进步非常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炼出了真正的钢，公元前5世纪时铸出了生铁（而欧洲的铁匠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到公元前200年时，铁制武器开始取代青铜武器，铁制工具的使用显然也越来越普遍。不过，青铜业依然繁荣。公元前6世纪的铜绿山铜矿显示了异常成熟的建筑水平，有设有树木线的竖井。侯马的铸造作坊也同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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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商业也迅猛发展。公元前625年从鲁国的臧文仲开始，大臣们在各自国内巡视以废除关卡。诸侯国都必须向商人们保证不干涉贸易，水运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中国商人在没有受到西方发展影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独立铸造和使用青铜钱币。到公元前200年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铜钱币在流通。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家那样对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碑铭和铅污染状况进行量化，但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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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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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显示了3种不同的办法，来填补公元前9500~前200年能量获取分数估计的鸿沟，或者索性假设能量获取以算术或几何的规模稳步增长，或者依据实际证据进行估计。算术级增长似乎不大可能：图3.30中上面那条线意味着，自大约公元前7000年贾湖文化建立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建立，和自大约公元前2300年陶寺文化毁灭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在四川兴修水利工程，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一样快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应当假设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几何级的，指数随时间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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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将西方的考古数据转化为消费水平时所遇到的所有挑战，在东方进行转换时也都会遇到，但将东方的考古发现与西方相比较，显示出东方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与西方非常相似的轨道前进的。主要的不同在于，东方走上耕种和驯化的道路比西方晚了大约2 000年，其能量获取水平也相应落后于西方。在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代，最初差距似乎也停留在大约2 000年。从公元前9500~前6000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大约50%，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6 000千卡；到公元前2500年时，随着副产品革命的完成，又增长了50%，增至每人每天9 000千卡。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建设大金字塔的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还停留在约公元前45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当时西方最早的大城市，比如布拉克丘和苏萨，都已经出现了（见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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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和西方能量获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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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元前2500年后，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要快得多。由于东方的数据实在太少，我们只能就总体印象而言。在我看来，到公元前2000年埃利都腾飞前夕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大致达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即苏萨时代和乌鲁克扩张的前夕（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公元前1500年，当商朝建设郑州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与公元前2400年的西方的水平大致相当了，即乌尔王陵和埃及大金字塔兴建的时期（14 000千卡）。令我惊讶的是，到公元前1000年，当周朝取代了商朝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不相上下了。当时西方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埃及的中王国取代了旧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城邦（每人每天17 000千卡）。不过，到公元前500年时，因为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崩溃，并且恢复缓慢，东西方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到公元前500年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和东西方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西方差不多了。当时亚述帝国正面临巨大危机，不得不进行上层体制改革——当时的水平是21 000千卡，当然也是西方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时达到的水平，即埃赫那吞和奈费尔提蒂开始奇特的宗教和政治实验之前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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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估计当然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支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都还只是推测而已。但如果这些大致在正确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大约公元前9500~前3500年这6 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翻了一番后，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2 000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1300~前200年这1 100年间又增长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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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崩溃是到公元前200年时，东西方差距缩小到只有300年的主要原因，但差距缩小的趋势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1 000年间，实际上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只增长了31%，而东方增长了5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尽管目前看来，东方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并且驯化的小麦也同样是通过跨越大草原的商人获得的。这是否是东方迎头赶上的唯一原因，塔里木盆地里那些保存完好的干尸是否就是把很多技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中亚商人，是否还有至今未知的其他原因促使东方社会在古代国家时期比西方发展得快，都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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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170754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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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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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显示了过去16 000年间的能量获取状况，也展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主要论点。社会发展指数的其他维度——社会组织（通过城市规模来度量）、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尽管单纯度量能量获取无法涵盖社会发展的完整内涵，但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因此我讨论能量获取的证据时比另外3个特点更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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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尽管能量获取是历史的脊梁，我们关于能量获取的证据却是零散和不尽准确的。总体而言，西方历史比东方历史有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西方历史的确有可供量化的证据存在。像史前考古的情况一样，致力于西方考古的学者们对于发掘结果，通常会比东方的同行们做出更多的综合整理。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做了更多的家庭考古工作，并对实际工资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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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证据基础的改善，新发现会解决这里遗留的一些问题。例如，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地断言，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罗马时代的巅峰期究竟是公元前1世纪还是公元1或2世纪，其水平是否当真比东方的巅峰期宋朝要高（以及东方的巅峰期是否真的是12世纪）。我们应当也能够证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到中期，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都真的下降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是否真的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是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和公元前2300年左右东方的危机，是否也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加强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削弱我的另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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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体情况显然是有充分坚实的基础的，即使所有具体分数都还存在争论的空间。能量获取水平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非常低，不会过分高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得也极其缓慢。食物热量有所收益，但是，正如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这些收益通常都被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消费了增加的收益，使得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费水平仍低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但是，也如马尔萨斯所看到的，非食物热量也有大量收益，而且随时间积累。因此，总体（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是几何级增长而非算术级增长的，指数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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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以及最重要的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古代和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精英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达到其顶峰、历史是循环性的、最好的时代在过去等感觉——正如自公元1700年以来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爆炸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8~19世纪众多欧洲思想家，以及20~21世纪的美国人抱持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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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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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还包括更始帝时期（23~25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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