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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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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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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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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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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 000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 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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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自冰期以来已知最大定居点及群落组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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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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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英里≈1609米；1平方英里≈258万平方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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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量化战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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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呻吟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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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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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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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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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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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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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步枪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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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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