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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战争能力在整个20世纪一直落后于西方。日本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与西方军队的战斗中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中朝军队和越南军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也占据了上风。但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东方军队都得益于一个现实，就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这些战斗都发生在争夺欧洲的大战争中的二级战场，西方的重点先是与纳粹德国的争夺，继而是与苏联的争夺。东西方战争能力的差距在1900~1940年有所缩小，但仍然很大，而在接下去的60年中又进一步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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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00年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打一个分值，没有2000年那么难。如前面提到的，1900年时德国陆军对日本陆军的优势在2∶1以上，英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近6∶1，而且无论陆海军，欧洲军人的素质也要高得多。我估计1900年时西方和东方之比大致为5∶1。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已被定为5分，意味着东方的得分是1分。还有更深的含义，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12.5倍，而西方增长了50倍，东方2000年的军事力量比西方1900年时高出2.5倍。然而，假如我们采用唐尼根估计的数字，也就是东方的军事能力在2000年为48.17~75.54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应接受一个更高的增长数字（即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50~75倍），这似乎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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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时代的东方战争能力（公元1500~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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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一系列研究使得中国2 000年帝制以来历史上关于东方战争能力的大致轮廓已经相当清楚了。主要的难题又一次是打一个精确的分数，但是在东方，涉及的数字（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误差）在大部分时期甚至比西方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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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00年之前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直接进行比较，是件虽不精细但却仍然可行的事情。到1800年时，西方已经显然要强大得多了，也许在1500年时，也就是西方军事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更为强大了。明朝在必要的时候，的确有能力召集庞大的兵力（尤其是在15世纪上半期应对草原战争时），但没有像欧洲人一样有效地利用火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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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时，西方的大炮已经确定比东方的优越了。明朝政府也许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见识过一些西方的大炮了，但即使这样，他们到16世纪40年代仍然对这种大炮很感惊奇。那时日本的军械师已经非常高效地仿制出一些这样的炮，不过数量仍然极少。甚至在16世纪中叶扭转了抗倭战争局面的著名的戚家军，拥有的火枪手与同时代的西欧军队相比也少之又少。他们的枪通常都造得很粗糙，往往会自爆，这使得枪手们不敢离自己的武器太近，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瞄准。戚家军的人数从来没超过10 000人，对海战的影响远比对庞大的明朝陆军的影响大。戚继光实施的一些新的海战备战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明朝水师自15世纪早期以来衰退得非常严重，手忙脚乱地付出了许多仓促的努力，才建立起一支部队，于16世纪90年代与朝鲜水师联手打退了日本的进攻。陆军也同样如此。例如，北京的禁卫军到1564年才用铅制炮弹替代了泥炮弹，到1568年才（像欧洲人一样）改用了铁制炮弹；直到15世纪70年代，戚继光才采用了将轻型炮装置在由柳条栅栏围护的手推车上的办法，就像1444年匈牙利人在瓦尔纳与奥斯卡人作战时使用的那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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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哈布斯堡帝国要弱得多（更不用说奥斯曼帝国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小小的荷兰共和国还要弱。我提议1600年给东方打0.12分（西方为0.18分），在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与中国持平，东方1500年只能得0.1分（西方为0.13分）。这意味着中国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左右才达到罗马巅峰时期的水平，尽管那时候人类使用火器已经有三四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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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争能力在整个17世纪是处于上升状态的。1696年，康熙与准噶尔游牧部落作战时，带了235门重型炮（每门重4~5吨）和104门轻型炮（每门重40~400千克）。但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得更快。我估计1600~1700年欧洲人的战争能力翻了一番，从0.18分增至0.35分；这段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只增长了25%，从0.12分增至0.15分——意味着康熙的军事实力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0.12分）和哈布斯堡皇帝腓力二世（0.18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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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1800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能力都急剧下降。1800年时，清朝拥兵85万，其中25万据说是精锐的满洲旗兵。不过，相对于其庞大数量，我们必须指出其素质、组织和后勤自康熙时代起就在全面衰退。尽管乾隆皇帝因十大军事胜利而在1792年自封了“十全老人”的光荣称号，但实际上他的军队在缅甸、越南和尼泊尔都蒙受了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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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伯特·乔斯林勋爵（我们在本章开头曾引用过他的话）于1840年观看中国陆军和水师的行动时，东方和西方在武器和组织方面的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军官阿尔明·芒廷（Armine Mountain）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称中国军队就像是14世纪傅华萨（Froissart）所著《英法百年战争编年史》中的插图，“恰好是他的老版画的主题所呈现出的生活、物质和色彩，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好几个世纪，和所有现代的习俗、发明和改进一起在我眼前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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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西方的战争能力从1300年的0.1分增至1400年的0.11分。如果这个估计是可靠的，而且阿尔明的判断也是可靠的，那就意味着在1700~184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从0.15分降到了大约0.11分。我猜测阿尔明夸大事实的成分极小，于是在1700~1800年，在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了将近50%，从0.35分增至0.5分的同时，中国的战争能力却下降了25%，从0.15分降至只有0.12分（日本的军事实力则降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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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1800年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及1600年之前不久与丰臣秀吉作战的明朝军队，不过多少比在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中厮杀的骑士和弓箭手们强一些。这也意味着东方的战争能力在19世纪增长了10倍，才使得日本在1900年得到了1分（见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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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1500~1900年，军事革命时代的东西方战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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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和游牧时代（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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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 000年帝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能力都强于东方（甚至世界上）的任何对手，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称为“游牧异族”的民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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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用于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4个特点的分数，都显示出存在相当大的冗余，然而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形态来抵消这一趋势。草原游牧民族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些群体通常在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方面都得分极低，在能量获取方面也乏善可陈，但在火药时代来临之前，只有最为高效的农业帝国才能在战场上胜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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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农业帝国显然在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年达到了这一水平。当时汉朝军队经常能击败匈奴军队，然后在7世纪，唐朝军队在与突厥对峙时甚至取得了更大的优势。然而，直到1700年后，随着火器得到了巨大改善，清朝军队才真正控制了草原。在中原王朝占优势的这些时期之前和之间——即大约公元前200年、200~500年和800~1500年——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强于任何农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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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最强悍的草原社会在社会发展指数的战争能力方面，也许平均能得到大约0.1分（浮动为±25%~50%）。最低分（也许是大约0.06分或0.07分）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当时罗马、波斯和汉王朝都成功地压制了新的游牧大帝国在草原上的崛起，最高分（可能为大约1.3分，大致是匈奴的两倍）则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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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武力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甚至可能与1500年左右的奥斯曼帝国不相上下了。当然，已经无法证明这样的看法是否正确了，但帖木儿的确曾在1402年轻取了奥斯曼军队，并认为他的游牧部落的实力足以在1405年推翻明王朝。另一支蒙古军队的确于1450年俘虏了明朝皇帝，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也很可能攻陷北京城。不论有多少参考价值，“历史上的大战役”游戏也假设成吉思汗的军队在战术上优于恺撒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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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人皆知的是，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在试图将其战争能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时，都极其困难。只有拥有“半游牧”背景的民族才有可能成功建立统治王朝，如6世纪时鲜卑人建立了隋唐，12世纪时女真人建立了金朝，17世纪时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完全游牧背景的征服者，如13~14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在进行统治一个农业帝国所必需的文化调整时感到太困难。因此，对于整个公元前200~公元1800年，我只给中国的战争能力打分，而不计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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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事史上这段时期的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楚的，尽管精确打分又是一个主观的问题。我将从15世纪说起，回溯至公元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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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0年，就在郑和远航和永乐大帝征伐草原前夕，明朝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皇帝号称统率着一支有3 500条船的近海船队（其中有1 750条战船、1 350条巡逻船和400条武装运输船）和一支120万人的陆军。但实际上，军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不过在1414年对草原最大的一次征伐的确投入了大约50万兵力。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要强（我给奥斯曼帝国打的分数为0.11分），但恐怕不及13世纪中期蒙古人鼎盛时期，因此，我为1400年的东方估计的分数是0.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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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300年时，蒙古人在夺取了全中国后，军事实力比13世纪中期巅峰时可能有所下降，但依前现代的标准依然令人生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甚至重建了中国水师，修复了自13世纪中期就处于失修状态的战船，据说还在1274年派遣了4 500艘战船，搭载15万士兵远征日本。我为之打0.11分，稍稍低于明朝早期全盛时期，但这只是猜测；估计为0.1分或0.12分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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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朝有不尚武的名声，但在10世纪晚期，其军队仍在迅速发展。据说997年太宗驾崩时，宋军有65万之众；1022年仁宗时，兵力接近100万。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引发了财政危机，使得领军饷的职业士兵逐渐减少而民兵开始增多，削弱了整体力量，但军队依然强大。1081年时，正规军有32万人，还有同样数量的勤杂人员，得到庞大的中央军械库的支持。甚至在12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廷仍然能向战场上投入10万~20万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