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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一样，战争能力在经过了一段增长缓慢得在发展指数上难以衡量的漫长时期后，又突飞猛进了一段，在大约1 000年间（西方为公元前1800~前500年，东方为公元前1200~前100年）从0.01分跃升至0.08分。继而在接下来的将近2 000年间，东西方的战争能力又都似乎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也许可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即0.08~0.12分（见图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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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08~0.12分这个范围内，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经历了多少不同的道路。在东方，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波峰（公元前100~公元100年、公元700年、公元1400年）被崩溃（公元200~400年、800~900年）分开。每个波峰都比前一个要高（公元前100~公元100年为0.08分，公元700年为0.11分，公元1400年为0.12分，在大约1500年经历了一次轻微的下跌后，于1600年又恢复到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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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公元前500~公元1600年，军事上的“硬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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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时期的西方战争能力经历了一段更富戏剧性的历史，从公元前500~前100年（如前所述，图中公元前4世纪那段时间的线是平直的，只是为了将极小的分数凑整）相当平稳地增长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0.12分，然后又一路下跌，到公元600年时降至0.04分，公元800年又开始平稳上升，约于15世纪40年代突破了0.12分的上限——此时正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前往勃艮第、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枪手们开始实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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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恰好说明了早期现代欧洲军事革命理论家们的观点：枪是欧洲军事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枪使得15世纪时的欧洲军队在很多重要方面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可能，然而是战术、后勤、指挥和控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才使得新武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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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肯尼思·蔡斯（Kenneth Chase）所指出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始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伊朗或土耳其，是因为：（1）欧洲距草原较远，这使其难于维持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其战场上保留着大量运动缓慢的步兵，因此发射较慢的枪仍是有效的；（2）欧洲有大量筑有围墙的城市，使得大炮有较大的用途；（3）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战事不断，因而革新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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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约1400~1700年促成军事革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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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 城市 分裂程度 基督教世界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伊斯兰世界 比较重要 不重要 比较重要 东方 不重要 比较重要 不重要 表5.2粗略总结了地区差异，将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地区分为3部分，分别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东方。在伊斯兰世界（大致从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步兵经常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草原骑兵通常起主宰作用，很少采用战术，因为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印度在政治上有些四分五裂，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埃及及其他邻国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但政治争端并不像欧洲那样剧烈。东方则相反，壁垒森严的城市是首要的军事目标，但除了1592~1598年在朝鲜发生过大战外，鲜少发生国家间的战争，主要的战争是在中国的边防军与草原骑兵之间进行的。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发生军事改革的诱因要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所以是西欧人最先开发了火枪和火炮的潜能，并为进行更现代化的战争而组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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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组织效率不可能将现代早期的战争能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再提高哪怕1.0分。只有工业革命和将自然科学手段运用于运输、供给和火力，才能做到这点。将图5.17和图5.18，与图4.2和图4.3对比，就可看出工业革命对战争能力的影响比对城市规模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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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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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磅≈0.45千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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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170754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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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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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170754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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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读、写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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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是，能够随时间推移，通过积累信息、观念和优良传统来实现文化进化。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原始人类也许就有了与现代语言相似的语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有可以发出语音的舌骨和也许能分辨出交谈语言的发音的内耳。然而，过去15万年来智人的进化，才代表着这方面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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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年来，信息的传输和储存完全依赖于语言和记忆。最早的通过实体信息符号进行交流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要回溯至将近10万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号洞刻有符号的赭石碎片。然而，这类符号不仅极少，也非常简单，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在所有发现人类的地方突然普遍起来（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标准化）。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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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明确表示数字和话语的符号，于5 000年前较常出现于亚洲西南部，自那以后这些技术就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相对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数字产生后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因为每一件从古代留存下来的文件，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技术完善和推广的例证。因此，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探查到存储和交流信息的系统是怎样产生的，获取信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是怎样不断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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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掌握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人类写作和计算的自然痕迹有考古证据，但衡量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难的。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勇敢地尝试估计过去两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读、会写以及语言水平。计算能力尽管明显更重要，但得到的关注度不及读写能力，但还是有一些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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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学家中就有反对量化的声音，许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有那么多种类的语言，计算有多少人能读、会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的前半部分（欧洲有许多种类的语言，因此也就有同样多种类的计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计算有多少人具有读写能力是无意义的）并非必然。只要我们清楚读写和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在问其他问题时也许会选择不同的定义，那么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于在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反对量化之声，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要回答什么问题的质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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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特性，需要分别计算下列分数：（1）在特定时间点上，技术在东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术的使用范围。然后将两个数字相乘，以得出东方和西方信息技术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