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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总和的对数（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对数的总和（先计算4个特性的分数的对数，然后再将4个对数相加）。对数的总和虽然直观上不够明显，但对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在前现代时期的小变化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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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艾萨克·奥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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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前现代时期社会发展分数的变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对数－线性图上标绘数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某些点上这样做了，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其总和的对数。这有其用处，但如果我们分别计算4个特性的对数，再把对数相加，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我们就能绘出一幅不再由能量获取的高分数主宰的图了。图7.6中上方的两条线分别展示了西方和东方特性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则分别展示了特性对数的总和。可以看到，将特性的对数相加后产生的曲线，对于20世纪前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哪怕极小的变化都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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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埃及旧王国和阿卡德王国的崩溃，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方的陶寺的毁灭，以及公元前771年中国西周王朝的灭亡——当以其他形式绘图时，都被能量获取分数的持续性淹没了——现在却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曾被众多的学者极度轻视的西方后罗马时代的瓦解，现在也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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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中下方的线也改变了图中左手侧斜线的形状。该图不再单纯由能量获取水平（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驱动，其对于其他特性更强的敏感性，已将西方领先于东方的时间从约公元前12500年（冰期结束时）推迟到约公元前7000年，最早的人口超过千人的定居点（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等）出现时。现在看来，西方发展的速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最早的国家出现时加快了，然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再次加快，当时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框架之下，标志着又跨越了一个门槛。不过，在这两个时间之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现在以趋势线上突然中断的形式清晰地凸显出来，两次中断后又都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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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代时期的曲线的变化也很有趣。这回农业的出现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发展速度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西坡成长为约1 000人的定居点后，才真正加快的。东方的曲线此后平稳上升（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800年中断，但都比西方大约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要平和得多），直到大约公元前600年，发展再次提速，直到大约公元100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应当能表明，东方曲线相对于西方的平稳性，是代表着历史的真实，还是只因为我们对西方考古和古代历史知识了解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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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而不是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对公元1年后2 000年间的曲线形状影响较小，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已经足够高，无论用哪种办法都可以显示了。然而，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的确突出了偏离总体趋势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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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并没有停滞这个观点。图7.6中下方东方的曲线使这一点甚至更加清楚，公元1400~1800年的分数紧紧追随着汉朝之后更长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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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也有助于使西方在公元1400~1800年的爆炸式发展显示得更为清楚，强调了现代西方的主宰并不是以“东方的衰落”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1400~1800年间表现得不错，但西方社会表现得更好。前现代时期全球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驱动，像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的地中海化对罗马社会发展的驱动一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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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中下方西方的线突出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论述的两个论点。第一个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的确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有共同之处，而且17~18世纪欧洲人在其社会发展方面重新获得了将近2 000年前的水平时，谈论一场“古代和现代的战争”，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个是尽管早期现代的欧洲成绩不俗，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800年之后，是随着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发并利用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而发生的。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更灵敏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然而能量获取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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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170754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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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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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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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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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6 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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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公元1500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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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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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图7.7是一幅简图，展现了古代复杂社会的5个地区主要的文化转型，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旧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农业核心地带，遵循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历经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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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世界5个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实线代表变革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扩散；虚线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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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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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 0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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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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