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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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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 0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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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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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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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 500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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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0 000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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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万~20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 000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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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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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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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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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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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直线发展的进化与多线发展的进化之间的争执,是文化进化论方面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罗伯特·卡内罗在结束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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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许多这样的问题一样,烦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以及对适度水平的抽象的隐含假设。在一些学者看来,问社会发展是否是直线发展的,似乎意味着问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而且,相应的还要问现代化是否不止一种);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似乎意味着问更普遍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相应的,问是否有多重道路,以致谈及发展就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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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指数认为,对第一种问题——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数显示的不仅是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工厂工人并继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进步,也表明了在每种广义的组织下的发展所能达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样的上限。在指数上,任何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可能发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农业帝国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跨越农业帝国阶段而直接实现工业化——除非受到另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些阶段的社会的影响;没有任何社会能从草原游牧阶段直接进入工业社会,除非先被一个农业帝国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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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无休无止地争论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他们通常视为“现代”的社会,都经历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两条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化都包含能量获取激增的意味。这种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其后果又是将能量应用于重新划分的各行各业。关于现代化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概括这些社会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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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直线发展与多线发展之争问题——社会是否能向多个方向发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时序观点,以及我们将调查的终点设在哪里。如果我们从观察1 000年前的世界开始,我们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社会非常显然是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从卡拉哈里沙漠的猎手到突厥游牧者,从密西西比河畔的农夫到中国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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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支持多线进化的论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释这种多样性时,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个给定的生物群落区内,众多社会倾向于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发展。农业是在幸运纬度带内生根的,也是从那里向外推广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徒步、乘车和骑马的发展阶段。狩猎和采集则主宰着不支持农业或畜牧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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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我们的工作所停留的抽象层次也决定着我们能看见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尔特克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大相径庭,学者们完全可以随意选择强调这些差异而忽视其共性。然而,社会发展指数迫使我们认识到,生物群落区内的共性是真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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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21世纪的世界,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否”:社会并不是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内,地理推动着发展沿不同道路前进,但是随着世界上的幸运纬度带内社会发展的增长,最发达的社会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公元200年时,欧亚大陆上农业帝国的商人们将商品从旧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时,我们已掌握有个人来往于欧洲到中国全程的确凿证据;到公元1400年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已经有了能够可靠地渡过任何海洋的船只;而到公元1900年时,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几乎将整个世界聚合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全球化历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一旦有一个社会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门槛,整个世界迅速变成现代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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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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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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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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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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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论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正确框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像古尔德一样看到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情使得过去15 000年不断上升的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数上的数字开始攀升,是因为公元前1270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升的发展成为一种成功的适应。改变了环境背景,你也就改变了适应景观;在一种环境下兴盛,比如发展水平高的群体,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就不一定兴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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