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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的面世还仅仅只是一次启动,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也许更为沉重的压力在等待着我们,但可以相信,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而在这种理解中,从思想文化入手是比较好的路径。因为思想文化既是引领行动的基础,又作为独立的存在而建构其实践性内容,塑造着实体性存在本身。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诸位同仁将会在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将此丛书的编纂坚持下去,以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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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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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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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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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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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列车隆隆响,好消息总是不断而来,这自然令我十分愉悦,尤其是来自我的学生们的佳音。不是吗?期盼多年,曾获得上海市和复旦大学双份荣誉的“优秀博士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现定名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即将面世,我自然为它的作者周兵博士高兴。作为他的导师,作为这部处女作的第一位读者,作为晚近二十年来一直看着他成长的同事,自然会有许多话要说,说他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足印,说他撰写这本书的心得,说他参与写作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艰辛,说他海外访学,那莱顿的小巷和运河,那奥克兰的海风和牛羊……然而,我不说这些,当下我最想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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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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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首先想到四年前的一件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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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底,应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杨豫教授的邀请,我前去主持他的博士研究生蔡玉辉的学位论文《彼得·伯克文化史观研究》的答辩会。玉辉一见到我就说周兵的新文化史研究做得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宽厚基础和学术功力。此言不虚,翻开蔡玉辉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在中文论文部分,赫然列出了周兵至2007年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共计七篇。这些文章时常为学界所引用,但又不够周全,借此一角,有必要把这些篇目以时间为序引录如下,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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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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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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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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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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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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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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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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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答辩活动前后,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杨豫兄说起周兵新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他之重视,在其编著的新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1)一书中得以彰显:在该书第八章“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西方历史学”的“选文”部分,选了周兵的《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须知能被杨豫慧眼识中,列入该书的“选文”部分,是殊为不易的;在该章“延伸阅读”所列的19篇论文目录中,周兵一人竟独占三篇,那就是前列论文中的第一与第七篇及《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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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能在学界同仁中有如此好的声誉,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想,本书的出版也会在学界激起更多的回响,邂逅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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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一书所具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里,我以导师与业界的双重身份,对此还需补白几句。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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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20世纪以降,以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新陈代谢而言,那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时代。在我们看来,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或曰“旧史学”)已失却昔日的辉煌,“消灭自我”已随浮云掠过,“无色彩”的历史也似一个梦幻,而新史学则“绿意渐浮”(2)。不管怎么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至20世纪50年代,发展迅猛,60—70年代是它的“巅峰时代”。西方新史学巅峰之日,也是它的跌落之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文化史兴起,“新文化史运动”的潮流,预示着西方史学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周兵在本书“导论”一开篇所明确揭橥的新论:“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以回应我在多年前就提出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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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就我个人看来,是中国学者以自己的“话语”回应西方学者的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史学是否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或有没有出现“新的支配性范式”之论说(4)。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文化史转向”的阐述,从史学内部说到史学外部,从理论与方法层面,以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特点与趋向,作者力图把新文化史放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探究,放在西方史学不断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察,我以为,这种研究在当今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是具有开创性的,并以此填补了晚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史学史这一时段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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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隔岸观景”,难免不甚真切(5)。对于“洋说”,盲目信从,东施效颦,固不足取;但倘若一概排斥,夜郎自大,也不对。此理同样适用我们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观察,日益泛化的西方新文化史使历史研究主题的“碎化”加剧,历史学家已无法给文化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如同有学者所论述的,“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6)。不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实践及其成果,确实对我们有借鉴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当下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热,就应当充分评估它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我赞同这样的意见:“说到底,新文化史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实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审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7)人们不是可以从《马丁·盖尔归来》、《屠猫记》、《蒙塔尤》等西方新文化史的作品中,去发现“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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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以为,西方新文化史的丰硕成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8)。这自然会引起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深刻变化,使陈腐的史学观念消解,并解除了旧史学桎梏的束缚,如同年鉴学派那样,“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走向历史的深处,为现当代新史学开辟新天地。如此说来,新文化史的意义就不可小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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