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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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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列车隆隆响，好消息总是不断而来，这自然令我十分愉悦，尤其是来自我的学生们的佳音。不是吗？期盼多年，曾获得上海市和复旦大学双份荣誉的“优秀博士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现定名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即将面世，我自然为它的作者周兵博士高兴。作为他的导师，作为这部处女作的第一位读者，作为晚近二十年来一直看着他成长的同事，自然会有许多话要说，说他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足印，说他撰写这本书的心得，说他参与写作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艰辛，说他海外访学，那莱顿的小巷和运河，那奥克兰的海风和牛羊……然而，我不说这些，当下我最想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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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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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首先想到四年前的一件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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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底，应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杨豫教授的邀请，我前去主持他的博士研究生蔡玉辉的学位论文《彼得·伯克文化史观研究》的答辩会。玉辉一见到我就说周兵的新文化史研究做得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宽厚基础和学术功力。此言不虚，翻开蔡玉辉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在中文论文部分，赫然列出了周兵至2007年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共计七篇。这些文章时常为学界所引用，但又不够周全，借此一角，有必要把这些篇目以时间为序引录如下，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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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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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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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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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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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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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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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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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答辩活动前后，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杨豫兄说起周兵新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他之重视，在其编著的新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1)一书中得以彰显：在该书第八章“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西方历史学”的“选文”部分，选了周兵的《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须知能被杨豫慧眼识中，列入该书的“选文”部分，是殊为不易的；在该章“延伸阅读”所列的19篇论文目录中，周兵一人竟独占三篇，那就是前列论文中的第一与第七篇及《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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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能在学界同仁中有如此好的声誉，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想，本书的出版也会在学界激起更多的回响，邂逅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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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一书所具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里，我以导师与业界的双重身份，对此还需补白几句。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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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20世纪以降，以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新陈代谢而言，那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时代。在我们看来，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或曰“旧史学”）已失却昔日的辉煌，“消灭自我”已随浮云掠过，“无色彩”的历史也似一个梦幻，而新史学则“绿意渐浮”(2)。不管怎么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至20世纪50年代，发展迅猛，60—70年代是它的“巅峰时代”。西方新史学巅峰之日，也是它的跌落之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文化史兴起，“新文化史运动”的潮流，预示着西方史学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周兵在本书“导论”一开篇所明确揭橥的新论：“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以回应我在多年前就提出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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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就我个人看来，是中国学者以自己的“话语”回应西方学者的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史学是否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或有没有出现“新的支配性范式”之论说(4)。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文化史转向”的阐述，从史学内部说到史学外部，从理论与方法层面，以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特点与趋向，作者力图把新文化史放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探究，放在西方史学不断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察，我以为，这种研究在当今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是具有开创性的，并以此填补了晚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史学史这一时段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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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隔岸观景”，难免不甚真切(5)。对于“洋说”，盲目信从，东施效颦，固不足取；但倘若一概排斥，夜郎自大，也不对。此理同样适用我们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观察，日益泛化的西方新文化史使历史研究主题的“碎化”加剧，历史学家已无法给文化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如同有学者所论述的，“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6)。不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实践及其成果，确实对我们有借鉴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当下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热，就应当充分评估它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我赞同这样的意见：“说到底，新文化史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实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审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7)人们不是可以从《马丁·盖尔归来》、《屠猫记》、《蒙塔尤》等西方新文化史的作品中，去发现“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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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以为，西方新文化史的丰硕成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8)。这自然会引起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深刻变化，使陈腐的史学观念消解，并解除了旧史学桎梏的束缚，如同年鉴学派那样，“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走向历史的深处，为现当代新史学开辟新天地。如此说来，新文化史的意义就不可小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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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思绪又阻断了我对该书学理性的讨论。由近事上溯，往事不由涌上心头，脑海中关于本书作者的零碎记忆，又一一呈现在我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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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书，这些回忆不仅令我从学生成长这一侧面看到了自己，而且对了解本书作者、解读这本书也有必要。周兵是199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记得他们那一届是“六四”风波之后入校的，有点特别，那就是先要去外地军训一年，因此，他们在复旦读了五年本科，实际上荒废了一年学业。一俟回校上课，这届同学学习便更刻苦、更认真，在各院系评优中，92级总是领先，在当时被称为“九二现象”。很显然，“九二现象”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出现的，这倒有点像“文革”后进校的老三届。可见，失去愈多，索取愈烈。可如今在喧哗与浮躁声中，也难再现“九二现象”，遑论老三届如饥似渴的求学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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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的92级学生确实不错，后来从这个班里走出了不少人，都甚有成就，周兵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不过，在我二年级为他们上历史学基础课《西方史学史》的时候，周兵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待到他进入高年级时，我为他们开设了选修课《当代国外史学理论》。我有课前“巡视”学生的习惯，看他们在课前读些什么书，当然大部分同学在读英文，多是“托福”、“GRE”什么的，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记得在周兵座位前，我停了下来，发现他也在读英文，读的是现代美国文化史名家Daniel J．Boorstin（布尔斯廷）的一本英文原著，似乎是The Discoverers（《发现者》），我微微一怔，并与他交谈了几句，谈些什么当然全忘了，不过我却记住了周兵，这个在国人姓名中重复率极高的普通名字，如同张军、李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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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回忆，渐渐清晰，似乎有点传奇色彩，不过这都是真实的。大四时，有一天周兵来办公室找我，劈头就问我有没有20世纪荷兰文化史名家约翰·赫伊津哈的《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巧了，我手头正有一本荷兰友人刚寄来的英文著作。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与这位弟子牵引在一起了。就这样，我指导他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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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周兵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继续作赫伊津哈的史学思想研究，这种西方传统文化史的研究，为他日后从事当代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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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的硕士论文做得不错，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记得我当时教学科研任务特别繁重，需要一名年轻人做助手，在硕士生毕业的周兵能否留校工作的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存有争议，因为当时留系工作的门槛是博士（如今的门槛是“海归”，不看实际的能力如何，唯洋是从，“唯成分论”已发展到极致，真是荒唐！）我看好周兵的学术潜力，于是力排众议，硬是把他留了下来，跨过了这道人为设置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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