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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隔岸观景”，难免不甚真切(5)。对于“洋说”，盲目信从，东施效颦，固不足取；但倘若一概排斥，夜郎自大，也不对。此理同样适用我们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观察，日益泛化的西方新文化史使历史研究主题的“碎化”加剧，历史学家已无法给文化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如同有学者所论述的，“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6)。不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实践及其成果，确实对我们有借鉴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当下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热，就应当充分评估它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我赞同这样的意见：“说到底，新文化史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实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审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7)人们不是可以从《马丁·盖尔归来》、《屠猫记》、《蒙塔尤》等西方新文化史的作品中，去发现“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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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以为，西方新文化史的丰硕成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8)。这自然会引起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深刻变化，使陈腐的史学观念消解，并解除了旧史学桎梏的束缚，如同年鉴学派那样，“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走向历史的深处，为现当代新史学开辟新天地。如此说来，新文化史的意义就不可小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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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思绪又阻断了我对该书学理性的讨论。由近事上溯，往事不由涌上心头，脑海中关于本书作者的零碎记忆，又一一呈现在我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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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书，这些回忆不仅令我从学生成长这一侧面看到了自己，而且对了解本书作者、解读这本书也有必要。周兵是199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记得他们那一届是“六四”风波之后入校的，有点特别，那就是先要去外地军训一年，因此，他们在复旦读了五年本科，实际上荒废了一年学业。一俟回校上课，这届同学学习便更刻苦、更认真，在各院系评优中，92级总是领先，在当时被称为“九二现象”。很显然，“九二现象”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出现的，这倒有点像“文革”后进校的老三届。可见，失去愈多，索取愈烈。可如今在喧哗与浮躁声中，也难再现“九二现象”，遑论老三届如饥似渴的求学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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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的92级学生确实不错，后来从这个班里走出了不少人，都甚有成就，周兵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不过，在我二年级为他们上历史学基础课《西方史学史》的时候，周兵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待到他进入高年级时，我为他们开设了选修课《当代国外史学理论》。我有课前“巡视”学生的习惯，看他们在课前读些什么书，当然大部分同学在读英文，多是“托福”、“GRE”什么的，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记得在周兵座位前，我停了下来，发现他也在读英文，读的是现代美国文化史名家Daniel J．Boorstin（布尔斯廷）的一本英文原著，似乎是The Discoverers（《发现者》），我微微一怔，并与他交谈了几句，谈些什么当然全忘了，不过我却记住了周兵，这个在国人姓名中重复率极高的普通名字，如同张军、李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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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回忆，渐渐清晰，似乎有点传奇色彩，不过这都是真实的。大四时，有一天周兵来办公室找我，劈头就问我有没有20世纪荷兰文化史名家约翰·赫伊津哈的《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巧了，我手头正有一本荷兰友人刚寄来的英文著作。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与这位弟子牵引在一起了。就这样，我指导他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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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周兵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继续作赫伊津哈的史学思想研究，这种西方传统文化史的研究，为他日后从事当代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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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的硕士论文做得不错，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记得我当时教学科研任务特别繁重，需要一名年轻人做助手，在硕士生毕业的周兵能否留校工作的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存有争议，因为当时留系工作的门槛是博士（如今的门槛是“海归”，不看实际的能力如何，唯洋是从，“唯成分论”已发展到极致，真是荒唐！）我看好周兵的学术潜力，于是力排众议，硬是把他留了下来，跨过了这道人为设置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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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依傍上海的复旦大学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有“211”、“985”工程之类的支撑，为这所百年名校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周兵留系工作不久，就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口号声中，在职专攻西方史学史。我在“七十自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是复旦这所百年名校的沃土哺育了他们，更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复旦历史系培养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9)是的，周兵们的成才，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周兵以十分的辛劳、百倍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而他的学术潜力，也得以在这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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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在探讨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增添对其书作者的回忆，这并非饾饤之事，而是让我的“个体记忆”升华，成为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事实上，正是周兵进复旦的20年前，我已至“天命”之年，自此迄今的这20年也正是我个人学术人生最为奋发的时期。归纳起来，我做了两件事：一是与弟子们合力打造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为后人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提供了一个版本；二是培养了周兵等一批弟子，不致使西方史学史后继乏人。这两件事，都与周兵息息相关。在历史长河中，这当然是“历史细节”。在追求“宏大叙述”的历史学家那里，它也许被不屑一顾；但在新文化史家那里，这师生俩的“学术细节”，却不会躲过他们的“法眼”。倘如是，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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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是该结束这篇小序了。最后还是回到文题：是金子，总会闪光的……然而闪光的金子，倘蒙上尘埃，又不经常揩拭，那终究也会失去光泽。周兵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倘就此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必将功败垂成。四年前，我曾为弟子梁民愫的博士论文《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出版作序时写过这样一段话，重读之后，觉得也适用周兵，也适用周兵们——他的同辈们，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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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章在孤灯下”，以梁民愫的著作可为之作注。是的，凡“真文章”必与孤灯为伴，与寂寞为侣，而远离浮躁和虚妄，遑论荣华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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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这段话，也适用于我自己。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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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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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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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凡属前进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此处引“绿意渐浮”，意在表述西方新史学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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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本人执笔的“结语”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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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伊格尔斯：《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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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处借用李剑鸣新作《隔岸观景》之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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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晴佳：《新文化史兴起反映史学转向》，《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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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剑鸣：《隔岸观景》，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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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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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七十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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