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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的硕士论文做得不错，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记得我当时教学科研任务特别繁重，需要一名年轻人做助手，在硕士生毕业的周兵能否留校工作的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存有争议，因为当时留系工作的门槛是博士（如今的门槛是“海归”，不看实际的能力如何，唯洋是从，“唯成分论”已发展到极致，真是荒唐！）我看好周兵的学术潜力，于是力排众议，硬是把他留了下来，跨过了这道人为设置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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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依傍上海的复旦大学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有“211”、“985”工程之类的支撑，为这所百年名校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周兵留系工作不久，就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口号声中，在职专攻西方史学史。我在“七十自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是复旦这所百年名校的沃土哺育了他们，更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复旦历史系培养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9)是的，周兵们的成才，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周兵以十分的辛劳、百倍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而他的学术潜力，也得以在这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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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在探讨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增添对其书作者的回忆，这并非饾饤之事，而是让我的“个体记忆”升华，成为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事实上，正是周兵进复旦的20年前，我已至“天命”之年，自此迄今的这20年也正是我个人学术人生最为奋发的时期。归纳起来，我做了两件事：一是与弟子们合力打造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为后人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提供了一个版本；二是培养了周兵等一批弟子，不致使西方史学史后继乏人。这两件事，都与周兵息息相关。在历史长河中，这当然是“历史细节”。在追求“宏大叙述”的历史学家那里，它也许被不屑一顾；但在新文化史家那里，这师生俩的“学术细节”，却不会躲过他们的“法眼”。倘如是，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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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是该结束这篇小序了。最后还是回到文题：是金子，总会闪光的……然而闪光的金子，倘蒙上尘埃，又不经常揩拭，那终究也会失去光泽。周兵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倘就此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必将功败垂成。四年前，我曾为弟子梁民愫的博士论文《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出版作序时写过这样一段话，重读之后，觉得也适用周兵，也适用周兵们——他的同辈们，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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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章在孤灯下”，以梁民愫的著作可为之作注。是的，凡“真文章”必与孤灯为伴，与寂寞为侣，而远离浮躁和虚妄，遑论荣华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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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这段话，也适用于我自己。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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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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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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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凡属前进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此处引“绿意渐浮”，意在表述西方新史学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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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本人执笔的“结语”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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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伊格尔斯：《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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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处借用李剑鸣新作《隔岸观景》之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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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晴佳：《新文化史兴起反映史学转向》，《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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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剑鸣：《隔岸观景》，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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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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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七十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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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导论 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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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西方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迁，“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第五次转折发端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史学的发展进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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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因此并没能使我们对作为整体的20世纪西方史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在上述所谓的“第五次转折”发生差不多二十年后，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重大动向，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50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导致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又一次史学风向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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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2)。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时至今日再回首，可以看到，这一新的变化与前两次转折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幅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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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便被定名为《新文化史》，这也同时为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史学中出现的这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正式定下了名称，从此原本各家纷纭自说的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了新文化史的大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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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个体的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不仅做了大量译介传播的工作，类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国史的研究实践中不乏探索之作。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的位置；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中，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现了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作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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