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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弗雷的直接影响，政治文化史首先在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活跃了起来，历史学家开始在政治文化的语境下探寻诸如文本、性别、仪式、意识形态等文化主题在大革命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64)。如林·亨特在她自己的成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中表示：“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政治，但里面却很少涉及特定的政策、政治家、党派斗争、正式的制度或组织。强调的却是政治文化中的潜在形式，它们使得不同的政策得以出台，以及使得各种类型政治家、冲突和组织得以登台。”(65)大革命造就了种种新的政治文化形式，如革命活动、民主制度、恐怖政策、雅各宾主义、集权国家等，而它们的根源就在革命前的社会文化和话语之中。这种新形式的政治史带动了整个政治史内部的文化转向，渐次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扩展到其他地区和时期的政治史写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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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来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中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思想史曾经迎来过一段非常辉煌、活跃的时期，在美国就有自二三十年代由维农·帕林顿（Vernon L．Parrington）开创到40年代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等人领导下而臻于高峰的“思想史”，以及以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为代表的“观念史”两个主要的流派。“在之后的十年中，20世纪50年代”，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谈道，“整个美国历史的研究就被思想史家及其各式各样的盟友所统治着”(66)。在欧洲，尽管没有出现在名称上和规模上像美国那样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热潮，但思想史研究的形式和著作却并不鲜见。然而在60年代后，随着“自下而上看”的社会史研究的普及并占据了历史学主流，以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伟大思想为对象的思想史变得无所适从，历史的进程不再被理解为王侯将相领导下的政治游戏，也不是受到伟大人物的光辉思想所引领和感召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被传统历史叙述所遗忘和忽略的无数的普通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随着文化转向的浪潮，思想史重又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罗伯特·达恩顿便认为，不能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看，它同样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其研究对象中既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有目不识丁的普通人，由此他把这种历史研究自上而下分成了四个层次：“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67)这种分法，虽然不免有将它们相互割裂的嫌疑，但如果将思想文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指明了其研究取向内在的变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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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77年在海厄姆等人组织的一次关于美国思想史现状与前景的学术讨论会上，也在思想史研究的层次上出现了两种相对的取向，“一些历史学家专注于那些经得起形式诠释的明确表述的观念；另一些则强烈地转向去检视并不非常精确的意识层面，如法国人所教给我们的所谓群体心态”(68)。因此，在编选论文集时，编者不得不将两种不同倾向的论文分列在两个主题之下——“观念史”和“文化史”。虽然新旧两种声音依然并存，但编者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对思想史领域的巨大冲击。狭义上的思想史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更加宽泛的思想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思想史家也“越来越将焦点集中到意义进而到文化上……他们培养了一种对意义中的微言大义不同寻常的接受度，或者说在诸如哲学、神学、政治和经济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及一些自然或社会科学等领域中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能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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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由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L．Kaplan）编辑的另一部讨论欧洲思想史的论文集，更加进一步拓展了这种传统思想史中的文化倾向，该书不仅结合了法国年鉴学派在心态史上的成果，而且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思想史的影响和借鉴，认为思想史也在经历一次语言学的转向。编者宣称：“在思想史自身内部，一次向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定向看来业已发生了。”(70)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该论文集所作的总结中，他建议思想史家应该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样，要学会运用语言学的工具去探究文本(71)。在这层意义上讲，怀特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一书中借对19世纪历史学的分析所展开的哲学思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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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四种历史学分支学科，当然并不能完全涵盖今天历史学形式多样的各种研究领域和方法，甚至这样的区分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作为几个典型的例证，却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文化转向在近二三十年间对这些学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米莉·鲁宾（Miri Rubin）对文化史研究现状评述时，就举例指出：由于文化转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被排除出历史学主流之外的一些领域的历史学家，如政治史、人口史、外交史、殖民史的研究者，“如今又回来了，被当作有关政治仪式、冷战文化、文化接触的专家被请了回来。同样的情况还有在医学史、科学史和法律史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一股‘新’史学浪潮中边缘化了的领域，但随着得以探查其中的‘文化’特性而被重新变成了令人激动的新领域。……没有任何经验的领域，个人的和群体的，能够超然于它（文化转向）的效力之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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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科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的，它们与新文化史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交叉甚至融合，文化的视角和研究取向深深地渗透其中，同样这些学科也对新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上三个历史学维度中的文化转向的分析，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新文化史已卓然而成为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里西方史学中一个最耀眼、最具活力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领域。作为当今史学的主流趋势，新文化史同它之前的政治军事史、经济社会史等潮流相比，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并不试图取代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而成就唯一的霸业，而是开启了一个过去被遗忘和忽视的历史研究空间，更好地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探索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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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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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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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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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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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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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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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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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前言，第224—22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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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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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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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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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克利福德·格尔兹（吉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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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钱乘旦：《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9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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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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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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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林·亨特主编，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8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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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ites of Violence：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Past & Present，59（1973），后收入其论文集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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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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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aniel Snowman，“Natalie Zemon Davis：Daniel Snowman Meets the Historian of ‘Martin Guerre’ — Today’s History—Interview，”History Today，Vol．52，Issue 10（Oct．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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