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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Robert 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0，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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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John Higham，“Introduction，”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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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Paul K．Conkin，“Afterword，”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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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Dominick LaCapra & Steven L．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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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Hayden White，“Method and Ideolog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The Case of Henry Adam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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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Miri Rubin，“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Now?”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Now? David Cannadine，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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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二章 转向：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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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当代西方史学发生新转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难找到一个特定的年份、事件或论著作为历史学文化转向的明确界标，但在那一时期确实出现了种种的迹象，预示了日后文化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前一章从三个不同的历史学维度在总体上介绍了这一史学的文化转向之发生，本章则选择一个具体的例证进一步加以说明。如果把某个历史学家、某部论著作为这一转向的例证可能显得略微单薄了一些，所以这里不妨以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学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上的一次史学现状与趋势的大讨论为例，从中或可寻找到一些新转折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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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跨学科历史学刊》本身就是战后西方史学朝向经济—社会史研究发生转折的一个产物，顾名思义，当时的历史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在方法上广泛地借助于统计、计量、心理分析等手段，跨学科研究成为历史学发展的巨大动力。七八十年代历史学的新转向同样是在借鉴其他学科基础上的一种跨学科历史开拓，只是这一次同历史学并肩齐进的是另一门不同的学科——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历史人类学（或人类学史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新文化史。新方法、新领域和新理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旧的，传统的历史学门类始终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也在新的时代中不断地丰富和调整自己，受到了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影响，在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主流中，新文化史逐渐占据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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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期《跨学科历史学刊》以“新史学：八十年代及以后”为题，组织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的历史学家，对各自所擅长的历史研究门类的现状和前景进行总结和展望，主要集中讨论自60年代末（也就是该学刊创刊时）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状况，并且预测80年代后史学未来的走向和可能的趋势。讨论所涉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有政治史、家庭史、历史传记（即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科学史、思想史和人类学与史学。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些历史学家就本学科现在和未来的看法稍加归类后逐一进行解读和分析，希望从中找到80年代初西方史学转向的轨迹，以此同最近二十多年间实际的发展状况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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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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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被放在了讨论的第一位，这显然不是编辑中的偶然巧合，而是对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的一种尊敬和肯定。而且，政治史的专题也是两期杂志所有分支学科的讨论中篇幅最多的之一，三篇论文加一则评论占了48页的篇幅，仅次于“人类学与史学”和“计量史学”部分的52页和60页。三篇论文分别是彼得·史密斯（Peter H．Smith）(1)的《从拉丁美洲出发的一点意见》、雅克·朱里亚尔（Jacques Julliard）(2)的《对现状与未来的反思》和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3)的《思想和利益》，以及来自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4)的评论。几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同的是都专长并执著于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进入80年代之后的政治史的前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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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史已经不再是历史学中唯一的或是主流的分支学科。史密斯开篇即提到：“如每个人所知的，政治史已经变得陈旧而过时。特别是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同样如此，注意力已从权威人物和决策者转向了普通人和世俗大众。经济史的探索不断地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变化加以澄清，社会史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认识和探究的图景——突出地强调于性别差异、性、家庭及其他隐秘和日常的生活范畴。对当权者的研究兴趣迅速减退。新的关注点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趋势对80年代的政治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言：它将不会有很多。”(5)朱里亚尔也继承了年鉴学派对政治在历史中地位的评价，把它看成是一种浮在历史表层的“短时段”，“政治是一种简单的附带现象，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而不能由人的意志来改变”(6)。政治史只是历史学众多门类和分支中的一种，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地位，相比较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它也早已不再是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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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史存在的价值，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它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很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都是在政治史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更新着研究的方向与重点，进入80年代后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几位作者都积极地强调政治史依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政治史继续存在、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它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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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主要以拉美史为例，认为虽然在欧美史学界对政治史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而且人们对政治史的兴趣也大大减弱，但在对拉丁美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有关政治部分的分析和讨论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有待于政治史家进一步的深入。不过，对拉美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是传统政治史模式在空间和对象上的简单扩展和重复，史密斯把当时政治史中出现的主要趋势归为四个方面：（1）投入；（2）结构与过程；（3）产出；（4）思想与态度。其中前三个方面主要还是基于时间顺序对政治行为的发展、政治体系的运作进行的研究，基本仍是传统政治史方法从起源、过程到结果的叙述，同时也借用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一些方法进行结构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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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具有新意的是第四个方面——思想与态度。史密斯写道：“政治进程同政治角色们的思想和态度有着紧密而相互的联系。作为原因，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可以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人和群体对刺激的反应；作为结果，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最终与权力关系和系统环境的长期变化相适应。”(7)在此，史密斯所指的除了个体政治人物和党派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主张外，还特别提到了集体的因素，如当时正在法国史学中日益受到重视的“心态”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对心态的研究放到对政治史的分析当中，从而有益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活动。同时，在政治史中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也正在日益得到广泛的共识，思想运动和大众文化都是深入探讨政治史的重要方向，比如对普通人政治态度的研究、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运用。史密斯就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在那些非文字的表达方式中搜寻态度的蛛丝马迹：口述传统、政治口号、流行音乐、绘画、卡通、漫画，甚至电视肥皂剧。”(8)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资料，才能为传统的政治史创造出新意，使它得到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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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里亚尔看来，政治史既保留了传统的特点，也在吸收其他学科的长处，他概括道：“政治史是心理的、传记的、定性的、思想的、事件的，总而言之，是叙述性的。”(9)之后他也列举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史：“一是传统的叙事史，其中政治在事件的编年中占据着主导；二是政治构成主要的解释性假设的历史；三是作为权力社会学的政治史；最后是长时段的政治史，它所强调的不是事件和变化，而是文化特性和恒久的特征。”(10)很显然，前面三种政治史仍是我们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常见的形式，但同史密斯一样，朱里亚尔所说的最后一种形式，所关注的也是如何在文化的层面上展开政治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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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7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就不难理解此处朱里亚尔所谓的长时段的政治史，那就是把文化因素，也就是“心态”看作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深层决定因素长时段的一部分。政治史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深刻影响，朱里亚尔写道：“政治理念更深地扎根于个人和集体的意识中，在那里它们与宗教或者至少同一般的信仰体系结合在了一起。”(11)政治不仅是浮于表面的事件，它也具有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由此，朱里亚尔进而提出了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与那个时期“文化转向”在政治史领域产生的变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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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作者克拉克的文章非常简短，其标题中的“思想和利益”主要是指在政治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对政治事件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经济利益这两种决定因素的考察，但他也提到了另一个方面，指出“政治史的完全演绎要更多地注意到意识形态的问题”(12)。而评论者勒韦尔对政治史的未来前途则要更加乐观，他认为即使是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和影响也没能阻挡政治史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活跃在学术界。当然他也承认政治史必须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最新发生的趋势就是“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或模式融入到政治史研究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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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政治史在历史学“文化转向”的过程中渐渐重新迸发出生机和活力，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关于事件的简单记录和叙述，更不是王侯将相等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传记，而更多地将视线投射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对于普通人日常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探讨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是政治史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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