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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传记（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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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学家的迈尔斯·肖（Miles F．Shore）(19)对传记的评论完全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展开的，标题即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因此其所说的传记基本上就是指心理史学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心理传记。肖把传记看作是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的形式，而他对心理传记的总结和预测，主要也是基于心理传记的学科内部的变化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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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学的产生首先是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人格心理特点同人生经历关系的论文被公认为心理传记（以及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尽管这种心理传记本身和精神分析学一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学确实非常有助于传记的写作，“心理学的叙述对应于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使它能够作为传记故事的一种细致和丰富的补充形式”(20)。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心理传记的写作高潮。同时在理论上也逐步由早期弗洛伊德强调本我，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转向自我心理学，把内在的心理同外部的环境更多地结合在一起来考察。60年代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心理的发展比作若干阶段的生命历程，而开拓发展了新的研究模式，成为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正是在几乎同时，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朗格（William Langer）才会公开提出要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下一个任务”放到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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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运用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的心理传记研究，历来意见不一，批评之声自弗洛伊德的时代以来就一刻未曾停息过。这些意见包括对精神分析学说本身的批评，对其理论和方法在用于历史人物身上时有效性和适用度的怀疑，对其资料考证和使用的担心，以及对心理学家在把握和处理具体历史问题中的能力的质疑。肖并没能有效地回击这些批评，他更多地还是将传记设为一个有别于历史学的门类，并且认为在传记写作中，心理学对深入理解传主的性格、人生等的作用业已得到公认，未来所有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心理传记。至于传记同历史的关系，肖指出应该更多地为历史学家提供心理学的训练，同时在传记写作中更广泛地开展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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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预计80年代后心理传记研究的走向时，肖主要还是从心理学自身出发，认为随着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继续发展，传记的写作也可日臻完善。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点实质性的预测，“有可能预见会有新发展的一个主要领域是集体传记。……它追随了大量试图系统解释集体行为的人类学、社会学、群体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著作”(22)。在此，我们看到心理传记不再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对外禁地，它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受到来自外界整个学术潮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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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心理史学只是西方心理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和流派，诸如法国的心态史和以其他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史学等分别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因此这里所说的心理传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心理史学的情况。即便是弗洛伊德在后期也将其心理分析的对象从个体转向了人类群体，而在解释和分析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因时，诸如人类学、群体心理学、心态史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就有了更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并不非常显著，但文化转向的影响在此却也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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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计量（Quantification）与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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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部分60页的最大篇幅充分说明了这门学科在六七十年代的辉煌，计量的方法是战后西方史学发展中曾经最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学科，勒华拉杜里甚至曾经预测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就是一个程序员，要么就不是历史学家。”(23)而到了80年代初，对计量方法的热情和迷信已渐消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量化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维·赫利希（David Herlihy）(24)和艾伦·鲍格（Allan G．Bogue）(25)分别从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领域出发分析“数字和形式分析”在历史学中的运用状况及其前景，他们的言辞间都充满了对已渐衰的计量史学的极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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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利希把计算机技术本身也作为计量史学的一部分，因此他强调计算机的应用在历史学中有着广阔的前景，包括资料的收集、解释和证明，它可以被广泛地用到各种历史学辅助学科当中。赫利希指出，外界对计量史学的批评实际上指向的只是计量史学的一种，即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克丽奥学派”。他们用一种数学的或数理逻辑的模式来解释历史，在研究中使用大量数据、计算和表格，从而推导和证明他们的结论。在此，赫利希把计量史学分为两种，一是在历史研究中仍大有作为的计算机辅助技术，一是已经陈旧落伍、远非完美的“克丽奥学派”。他写道：“今天，计算机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活而有力的支持。对于其未来的许多怀疑仅仅集中在它在历史研究中的诸多应用之一，即它在所谓的‘克丽奥学派’中的运用，在形式变元（formal argument）中的发展。但即使是‘克丽奥学派’的失败也还远未最终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完全的，而是仅限于一种形式分析的应用。他们对其资料进行严格的分析，但却不能在收集和分析他们的信息时做到同样的严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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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赫利希的观点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辩解。不可否认，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早在80年代初它已在图书馆学、绘图测绘等历史学辅助学科中被广泛地运用，但其作用终究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已。所谓计量史学，实际上更注重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借助计算机及其程序强大的分析、计算功能，将大量的历史数据放在一定的数理模型中，从而得出某种结论。70年代后，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渴望，的确开拓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展现出了历史的另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量化研究绝不是历史学的唯一，放弃定性的分析、解释和叙述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作为经济史家的赫利希似乎并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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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鲍格的研究专长偏重于新政治史，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新政治史的研究是较为主要的例证，同时他也比赫利希更加现实和客观地面对计量史学所面临的问题。在他看来，量化研究不仅是指“测量”（measurement），“而且还是一种编码语言，它包括通过机器可读数据的形式对量化的历史证据进行确定、处理和管理控制等相关问题，以及量化研究赖以形成和表现的概念结构和研究构思”(27)。量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在六七十年代美国乃至西方史学的许多重要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鲍格显然比那些依然抱着对计量史学乐观幻想的人更加冷静，他既看到了量化研究的优势，也认识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在预测计量史学未来的发展时认为，量化和非量化的研究都是历史学所必需的，“某些类型要求有计量的能力；另一些则不需要”，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共存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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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量史家也对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发表了评论，但经济史家们自身是如何反省自己的学科的呢？这一部分的两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其中一位还是专职的经济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过度依赖。彼得·泰明（Peter Temin）(29)在谈到美国“新经济史的未来”时甚至称：“新经济史的新成分就是它同经济学的联系。旧的经济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新经济史则是经济学的一个部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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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明看来，正是这种从属关系的改变，才引发了新经济史的勃兴，同时也潜伏了日后出现的问题，以至于进入80年代的新经济史处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他认为，当前新经济史的问题是它脱离了同经济学的联系，而游离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托。在泰明对新经济史的回顾中，常常用这样一些词来概括它的特点，如“计量”（measure）、“说明”（explain）、“模型”（model）等，同时新经济史的发展始终是以某种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型为基础，从事研究的大部分也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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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来的经济史研究必须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都是简单地依照抽象的经济学规律运作的，在研究20世纪后的历史变化时，有许多问题不是单纯经济学原理所能够解释的。因此泰明在文中提到，经济史的研究除了经济学的工具之外，也应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模式，即人类行为的不同模式，将它们结合到经济学的模型分析中。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拓宽新经济史研究，让经济史和经济学更多地联系到作为所有历史的主体的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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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巴里·萨普尔（Barry Supple）(32)是来自英国的经济史家，他的观点比泰明更进了一步，眼界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学上，还看到了经济史同其他历史分支学科的相互借鉴，如社会史和文化史，从而提出“把经济也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过程来研究”(33)。他还建议经济史家应该认识到“社会条件中的一些微妙的、复杂的、不可计量的方面——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关于消耗、环境、文化和心态，而不仅是汇率的增长和真实的收入”(34)。在他看来，经济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是相互的，经济史可以既研究生产又关注消费，既强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又看到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既运用计量和统计的分析又不排斥叙述的解释方式，他所预示的经济史的未来指向的是一种所谓经济社会史或经济文化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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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经济史，还是在其他历史领域，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单纯的计量方法和数学分析模型只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它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某种解释，但绝不是唯一的解释。因此，纯计量的历史研究在80年代后迅速衰退，沦为一种历史辅助方法。在经济史中，用这种量化方法进行的辅助研究，只能讨论整个经济行为中生产阶段的过程和规律，而在进入到流通和消费领域，随着市场和消费者的介入，并没有简单的规律或模型可循，因为其中掺杂了许多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因此在文化转向后的经济史当中，同社会史尤其是文化史的互动和交叉变得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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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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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在进入80年代之后遇到了与计量史学类似的问题，一度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进而堕入了低谷。威廉·鲍斯玛（William J．Bouwsma）(35)不得不承认思想史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些难以挽回，但他还是从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中看到了思想史复兴的可能，如他的标题所言——是从“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转向“意义的历史”（history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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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斯玛认为，思想史作为一个专门类别的没落和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史乃至整个史学的日渐成熟，“我们不再需要思想史，因为我们全都变成了思想史家”(36)。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仅关注于过去那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思想，将眼光集中在这样一群相对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群以及他们那些高深的思想上，而对那些普遍的、下层的社会现象和观念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是造成思想史衰落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他建议思想史应该同其他历史学科相融合，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更多地关注历史中的意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历史学家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用“文化”一词来代替过去的“思想”，因为“文化”的含义更加宽泛和模糊，也就是说思想史正在发生向文化史的转变。他举了一系列著作来说明在很多过去的思想史家身上发生的这种转变，“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势中，日益关注于对那些可以被当作意义的问题的定位、描述和可能的解释”；在具体研究中，这种转变还包括，“从强调直接的历史经验转向人类从那种经验中获得了什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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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过程中，思想史开始摆脱之前对哲学的严重依赖，而转向其他学科寻求帮助，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它们为思想史的蜕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鲍斯玛希望这种转变可以变得更加强烈，“从文字和视觉的艺术扩大到音乐和舞蹈，从一切文科中有关精英的表达扩大到大众的表达”(38)。可以发现，此处他为思想史所指向的前景，同下文中要讨论的历史人类学（或人类学史学）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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