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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明看来，正是这种从属关系的改变，才引发了新经济史的勃兴，同时也潜伏了日后出现的问题，以至于进入80年代的新经济史处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他认为，当前新经济史的问题是它脱离了同经济学的联系，而游离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托。在泰明对新经济史的回顾中，常常用这样一些词来概括它的特点，如“计量”（measure）、“说明”（explain）、“模型”（model）等，同时新经济史的发展始终是以某种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型为基础，从事研究的大部分也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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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来的经济史研究必须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都是简单地依照抽象的经济学规律运作的，在研究20世纪后的历史变化时，有许多问题不是单纯经济学原理所能够解释的。因此泰明在文中提到，经济史的研究除了经济学的工具之外，也应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模式，即人类行为的不同模式，将它们结合到经济学的模型分析中。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拓宽新经济史研究，让经济史和经济学更多地联系到作为所有历史的主体的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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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巴里·萨普尔（Barry Supple）(32)是来自英国的经济史家，他的观点比泰明更进了一步，眼界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学上，还看到了经济史同其他历史分支学科的相互借鉴，如社会史和文化史，从而提出“把经济也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过程来研究”(33)。他还建议经济史家应该认识到“社会条件中的一些微妙的、复杂的、不可计量的方面——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关于消耗、环境、文化和心态，而不仅是汇率的增长和真实的收入”(34)。在他看来，经济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是相互的，经济史可以既研究生产又关注消费，既强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又看到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既运用计量和统计的分析又不排斥叙述的解释方式，他所预示的经济史的未来指向的是一种所谓经济社会史或经济文化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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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经济史，还是在其他历史领域，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单纯的计量方法和数学分析模型只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它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某种解释，但绝不是唯一的解释。因此，纯计量的历史研究在80年代后迅速衰退，沦为一种历史辅助方法。在经济史中，用这种量化方法进行的辅助研究，只能讨论整个经济行为中生产阶段的过程和规律，而在进入到流通和消费领域，随着市场和消费者的介入，并没有简单的规律或模型可循，因为其中掺杂了许多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因此在文化转向后的经济史当中，同社会史尤其是文化史的互动和交叉变得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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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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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在进入80年代之后遇到了与计量史学类似的问题，一度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进而堕入了低谷。威廉·鲍斯玛（William J．Bouwsma）(35)不得不承认思想史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些难以挽回，但他还是从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中看到了思想史复兴的可能，如他的标题所言——是从“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转向“意义的历史”（history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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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斯玛认为，思想史作为一个专门类别的没落和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史乃至整个史学的日渐成熟，“我们不再需要思想史，因为我们全都变成了思想史家”(36)。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仅关注于过去那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思想，将眼光集中在这样一群相对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群以及他们那些高深的思想上，而对那些普遍的、下层的社会现象和观念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是造成思想史衰落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他建议思想史应该同其他历史学科相融合，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更多地关注历史中的意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历史学家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用“文化”一词来代替过去的“思想”，因为“文化”的含义更加宽泛和模糊，也就是说思想史正在发生向文化史的转变。他举了一系列著作来说明在很多过去的思想史家身上发生的这种转变，“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势中，日益关注于对那些可以被当作意义的问题的定位、描述和可能的解释”；在具体研究中，这种转变还包括，“从强调直接的历史经验转向人类从那种经验中获得了什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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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过程中，思想史开始摆脱之前对哲学的严重依赖，而转向其他学科寻求帮助，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它们为思想史的蜕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鲍斯玛希望这种转变可以变得更加强烈，“从文字和视觉的艺术扩大到音乐和舞蹈，从一切文科中有关精英的表达扩大到大众的表达”(38)。可以发现，此处他为思想史所指向的前景，同下文中要讨论的历史人类学（或人类学史学）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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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鲍斯玛恰恰相反，另一位作者乔尔·科尔顿（Joel Colton）(39)提出的是如何坚持思想史的独立性的问题，他也看到了思想史的衰落，但仍然坚持思想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常常混淆了三个各自独立但又时而重叠的方面，即“思想（ideas）或思想单位（idea-units）的历史；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它将思想同产生它们的社会联系起来；文化史，它说明的是社会如何吸收、运用和传播这些思想的方式”(40)。思想史衰落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把研究对象集中在社会精英人物及其思想上，而60年代的西方史学趋势是逐步将眼光转向了下层的普通群众，借鉴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被过去的历史学家忽略了的人们，这两种相背的方向使得思想史渐渐偏离了历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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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科尔顿所展望的前景中，“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不需要相互脱离，而应该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41)。个人或群体的观念和思想以及它们同社会的关系，都应该是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因而，传统的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永远不该被放弃，不同的是，它被放到与社会文化史相并列的位置，并且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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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理解上，科学同思想一样，都是知识精英阶层封闭的知识活动。科学史被放在所有讨论的最后一部分，作为一个独特的跨学科历史研究领域，就像这一部分的作者阿诺德·萨克里（Arnold Thackray）(42)所言，科学史朝向了历史与科学两个方向，并受到两者的共同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萨克里分别从史学和科学两个方面出发，指出科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但就具体而言，它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科学史中历史意义的日益重要和这个领域对其他学科历来的开放，共同说明了它将从对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论中不断更新的历史兴趣、从吉尔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性转向’中受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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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单纯的科学史向科学社会史或科学文化史的转变，打破了原本支配整个学科的简单一致性，而进入到更深层的认识中去，看到了文化对科学史的长期影响。萨克里写道：“理解科学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把它看作是文化的一个方面。”(44)于是在科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对科学、技术、医学等在公众观念中的作用及影响的研究，讨论科学在社会中的接受、改造和传播过程，这恰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趋势不谋而合；科学史家逐步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现象，它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现象，萨克里称之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科学史的研究不再仅停留在科学家及其发明创造上，还进而开始讨论有关科学的机构和制度的问题，从而把科学从封闭的象牙塔中解放了出来，放在了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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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以上这两个研究领域中，思想和科学开始走下了高高在上的神坛，它们已经不再只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事情，它们的传播和接受、它们同大众文化间的关系，成为80年代后的研究重点，思想史本身几乎已被一种广义的文化史所取代，个体思想的考察成为文化史的一个层面，科学史也逐渐转型为一种科学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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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六、人类学和历史学（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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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期的《跨学科历史杂志》上，关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一共三篇文章和一则评论，恰与第一部分的政治史相对应，一个代表了历史学的过去，另一个则指向了未来。不同于其他几个部分，在80年代初，人类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还是一个新兴的现象，因此几位作者的观点更像是就这一新领域展开的一场讨论，他们的观点也尚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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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作者伯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45)用《朝向复合》的标题来说明他所认为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科恩回顾指出，历史学和人类学是两种受到了近代欧洲历史经验深刻影响的知识形式，一直到18世纪人类学都还是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过去中寻找他性（otherness），过去的行为和思想通过诸如文本、艺术、建筑、社会行为、风俗等形式的证据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他们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即使在进入19世纪后，人类学和历史学各自开始相对独立，人类学家开始更多地将视线投向欧洲以外的文化和文明，但他们的方法还是常常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不同的只是研究领域和资料来源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的历史可以从档案文件中找到；海外殖民地居民们的风俗则是在‘田野’中”(46)。如同文献对历史学家的作用一样，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手段，就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资料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行为和记忆中”，获取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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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作方式的不同在实质上进一步扩大了两者间的分野，不过在战后初期，随着传统人类学所依托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在一些人类学家中也出现了一股从当地人的角度用人类学的资料重写当地历史的潮流，而不再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俯视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以后这样的历史研究中，还补充了殖民政府的档案文件、口述史料以及考古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等，因此科恩称之为人类学向史学的“回归”和“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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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欧洲史中真正运用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思考和研究，直接地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科恩引用了E·P·汤普森、劳伦斯·斯通、勒华拉杜里、弗郎索瓦·费雷和雅克·勒高夫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讨论，这些历史学家所感受到的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可借鉴之处，涉及“稳定性、结构、规律性、地方性的、公共的、小规模的以及表象的、象征的和巫术的”等特点(47)，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一些因素，它们把历史学家引向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但科恩也看到，他们在对借鉴人类学理论上的态度还是略带犹豫和怀疑的，担心历史学同人类学的结盟可能会将史学本身引向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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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恩的态度依然非常乐观，认为有希望让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建立起一种更紧密的工作关系。人类学史学的真正出现首先也是在非欧洲史的研究领域，它们“不是要把非洲、中国、印度或东南亚的历史构建成欧洲史的一种反映。对文本和经过整理的口头传说的解读不是为了建立历史年表，也不是要从神话怪谈中过滤出历史事实，而是要在这些文本自身的文化中获取它们形式与内容的意义”(48)。此后才又逐渐过渡到也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和思考欧洲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在80年代初，人类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如何在认识论领域上建立一种有效可行的研究方法，如何将人类学的成果运用到历史的时间维度中去，仍然是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科恩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类学史学家或历史人类学家不能光把历史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加以重建。他们必须还要涉及事件对那些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完全解构这样的事实。历史人类学从而将成为对文化的描绘，通过研究影响和改变结构的事件，及对这些变化结果的解释，说明它们（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这不会产生如19世纪的学者们寻求的那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科学的’原理，而是一种变化的历史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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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紧接着另一位作者约翰·亚当斯（John W．Adams）(50)的观点却与科恩完全相反，明显持一种反对态度。他首先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历史学家在“断章取义和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误用”了人类学的概念(51)。这种在“误用”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片面的、有选择性的接受，未能充分地认识到人类学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亚当斯批评历史学家往往只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可用的人类学家的理论，如克利福德·吉尔茨、维克多·特纳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而对其他如马歇尔·萨林斯、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却避而不谈，即便是对那些他们接受了的人类学理论，历史学家的理解也并不充分和正确，在实际的运用中更暴露出诸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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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强烈怀疑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借鉴，在文章最后他更是警告道：“历史学必须对它的目标及其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有更多的自我反省。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学家中对理论的缺乏兴趣仍然非常明显。但从另一个学科借鉴概念有时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希望，尤其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被用一种轻率的方式误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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